2000年2月14日，我接受云南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杨永（化名）的二审辩护人。

　　阅卷时发现，杨永作案时可能未满18周岁，这是本案的焦点所在，关系到被告杨永的生死。

　　被告在云南犯案，家在贵州赫章县结构乡大寨村，距昆明约700公里。

　　2月23日，下午登上开往赫章的客车。经过一天多的颠簸，到达结构乡政府。

　　2月25日，一大早起来，天空中飞舞着雪花。我分别去派出所和计生委查阅了杨永的出生资料。派出所的档案显示：杨永系1979年12月11日出生。可是计生部门的资料却显示：杨永系1982年7月出生。两个证据相互矛盾，我决定去杨永所在的大寨村调查落实。

　　经过4个小时的漫行，终于到了杨永家。在杨家的族谱中查到杨永该是辛酉年（1981）出生。小学老师何朝富亦证明杨永系1981年农历十二月十三，出生后第三天即被送到云南镇雄县以古乡岩洞脚村其姑妈韩德翠家。

　　2月26日，我拄着一根木棍，步行10多里来到杨永姑妈所在的村子。通过对该生产社的老社长及村民进行调查，群众反映杨永确是鸡年（1981）生的。

　　2月27日，我到赫章县计生委调查无果。第二天乘车返昆。　3月1日，我将上述证据复印了两份，一份提交云南省高级法院，一份提交省法律援助中心。

　　主办案件的牛法官告诉我：那些证据庭里的有关领导也认真审查过了，认为仅凭一本家谱，几个证言，不足以推翻派出所的证明。所以不能采纳，除非派出所核查后更正原先的证明。

　　我不能眼看着一个不该被判处死刑的人被拉上刑场。我决定二下赫章，竭力说服当地派出所核查杨永的出生年月。

　　3月12日，我给结构乡派出所所长发了一份传真，力陈群众反映之真切，杨永经历的曲折。

　　3月19日，我再次踏上赫章的土地。

　　3月20—21日，经过派出所和乡、村干部全面细致的调查，发现杨永确系1981年农历十二月十三出生（公历1982年1月7日），以前登记有误。22日上午，我拿着派出所出具的核查结论和相关证言踏上了归途。

　　判决书出来之前，我会见了一次杨永。当我把派出所的核查结论告诉他时，终日生活在恐惧中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失声痛哭地说：“王律师，是你救了我一命，我以后一定要好好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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