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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轰轰烈烈地资助贫困准大学生的热潮之中，作为一位独生孩子的家长，我犹豫了。因为我发现，这些准大学生多为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超生超育而出生的人。虽然作为独生孩子的家长，我有能力供自己的孩子享受较好的教育，也还有能力为“新长城”做点贡献。然而，我反复地问自己，倘若我也跟这些贫困学子的家长一样，生育三个到五个孩子，我还能资助别人吗？

　　贫困地区的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固然是导致贫困家庭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然而，“越穷越生”不也是生活窘迫的原因之一吗？倘若超生引起贫困也该资助，“木匠戴枷”就不再是“自作自受”，而是“自作他受”了！对贫困准大学生的资助，完全不考虑是否超生，合理吗？评说链接：　（网友：束学山）

　　我们相信持这样观点的国民只是极少数，并不代表整个国民的想法。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虽然一些特困大学生是其父母超生的，违反了宪法“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负担，但是，这个责任应该由其父母承担，而不能由超生子女承担，如果把超生父母应受的惩罚转嫁到其子女身上，那么，这与专制社会的“株连”有何区别？依据我国法律，超生子女不应该有连带责任。

　　其二，有人认为特困大学生的家庭因为超生才导致贫困，这里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多生固然会更加贫困，但是，第一，超生并不是导致贫困的绝对因素，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巨大差距，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国民，很大一部分不是因为超生而贫困的，而是因为地域性、政策性、社会转型等原因导致的贫困，像老、少、边等地区其贫困也是因为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造成的，跟是否超生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长期的国民不平等待遇，才是导致相当一部分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原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寄予同情和关怀呢？第三，因为世世代代的贫困，这些国民才不得已把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出身”，跳出“农门”，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这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只有帮助他们实现上大学的愿望，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状况。第四，中国农村贫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文化素质不高。现在，通过助学活动让贫困学生顺利上学，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工作。

　　其三，超生家庭特困大学生上大学也是受宪法保障的，其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其是超生子女就被剥夺。

　　我们认为，一些人反对对超生家庭特困大学生进行资助，也是违背慈善事业理念的。慈善公益事业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救济贫困”，这在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有明文规定。慈善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人之初，性本善。”慈善事业就是高扬人类的这种天然的本性，它不受人类的世俗和功利影响。资助特困大学生，不管他们是否超生子女，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困，资助他们是无条件的，这才是慈善的本质。　（网友：冯越）

　　关于计划生育，最权威的是中共中央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里承诺，“在入托儿所、入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住宅基地分配等方面，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公开信里也论述了无计划生育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社会舆论上公认的“超生引起家庭贫困”的说法，看来也合乎公开信的意思，是不会被一篇评论所驳倒的。

　　孩子上大学，是家庭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一个孩子上大学，这只能理解为一个家庭的投资性的选择，不是孩子想上就可以上的。当初家庭做了“决定超生”的错误选择，今天只能由全家承担后果。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有互相继承的权利，有互相照顾的义务。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人犯罪入狱，有人长期患病，全家的生活水平下降，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可以说孩子是无辜的，但家庭却不是无辜的。

　　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要上大学？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保障的普及教育，而是交费教育。这篇评论员文章还说：“超生家庭特困大学生上大学也是受宪法保障的”，但我们从宪法上查不到这一条，倒是查到了“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等条文。中国并不是人人都能上大学，现行的是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就是说，有一些人因为分数低了，不能上大学；同样，有一些人因为交不起钱，上不了大学，我看这也是正常的。既然自己的同龄人中，有好多是因为家庭贫困，连高中都没上就去劳动了，那么，自己上完高中之后去劳动，也未必更可怜。一个公民，一个孩子，要想上大学，这是一个正当合理的愿望，就像我想要去世界各国旅游，想要买一辆高级轿车，想要住一幢豪华住宅一样，都是合乎人性的，但是要实现它，就得考虑各方面的条件了。如果条件不成熟，或者一句话，没有钱，那就只能是个愿望了。不能因为自己某一次考试，多考了几分，那就别的条件都不管，就可以什么都应该有了。报纸上不能助长这些东西。　（网友：默客）

　　其一、冯文以“公开信”的“权威”来论述“超生引起家庭贫困”的说法，可议。文章说，关于计划生育，“最权威”的是中央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并列举信里“承诺”对独生子女在入托、入学等方面的种种优待。在此笔者想问的是，此所谓的“最权威”的依据是什么？无论从法理上还是适用范围上看，一封仅面向党员和团员的“公开信”都不应该比全国性的计生条例或法律更具权威性。据我的理解，此“公开信”更多的倾向于一种“激励、倡导、承诺”，而非强制或惩罚措施。“权威”从何而来？再说，对20余年前的“公开信”，今天究竟该如何看待也是个问题。必须注意到，20余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开信”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是否有与时俱进的必要也有待探讨。而且我认为，把孩子分为独生、非独生甚至超生，搞身份甄别，人为地制造不平等，本身就未必妥当，似有贴标签之嫌。

　　其二、冯文认为，孩子上大学应视为家庭的“投资性选择”，当初家庭做了“决定超生”的错误选择，今天只能由全家承担后果。话虽不假，但是当初作出决定，孩子是没参与的。如今，承受最切肤之痛的恰恰是孩子，显然不公平。而且，这“承担后果”的惩罚是否也要搞“终身制”？也许超生家庭当年已付出了家当、粮食以及鸡鸭鹅等牲畜被罚没，或者被课以重罚的代价。多年过去了，如今还要把账算在孩子头上，甚至还要其背负“超生”的十字架标签，是否太过份？

　　其三、冯文还说，有一些人交不起钱，上不了大学“正常”。没错，在国人的荷包还不鼓，而各高校又高喊产业化之时，上大学实在不容易，更何况贫困家庭的学生？但我们是否就该对此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更令我惊讶的是冯先生的类比逻辑。文中说，上了高中之后去劳动，比上不了高中的同龄人，“也未必更可怜”。按此逻辑，上了初中之后去劳动，比上不了初中的同龄人，“也未必更可怜”；再推，小学毕业之后去劳动，比小学也未完或根本就无法上学的同龄人，“也未必更可怜”。若此推理正确，那么请问：我们是否就应该对上不了初中甚至小学也无法完成的辍学现象都视为“正常”？虽说小学、初中是义务教育，但同样也要缴交不菲的费用，按冯先生的“家庭投资说”，同样不是想上就上的。此外，冯文将困难学生上学跟追求奢侈的物质享受相提并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不可理喻。编辑留言：

　　资助贫困准大学生，您会在意对方是否是超生子女吗？一些人反对对超生家庭特困大学生进行资助，是否违背了慈善事业的理念？有作者认为：“一个孩子上大学，这只能理解为一个家庭的投资性的选择”，对此，您有何看法？欢迎广大网友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请将感言写入留言板，或将来稿寄至观点频道信箱。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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