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米尔透过机窗向外望去，眼睛落到海上一个绿色的小岛上，他将在这个岛上度过以后9个月的光阴。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在过去的36小时中，他坐了火车又乘飞机，都是第一次，都让他兴奋。他靠在座椅上，庆幸着自己的好运气。

　　一个月前，表兄勃拉凯什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往返于孟加拉和新加坡两国的劳动中介人，此人答应带他去新加坡做建筑工人。按照中介许诺的工钱，他干完回国，不但能给母亲和3个妹妹盖所房子，而且可娶个漂亮的新娘。美好的前景让塞米尔兴奋异常，使他一扫往日的小心谦卑。唉，看来他母亲没教给他这样一个道理：老天会给那些过于陶醉的人狠狠一拳。

　　新加坡政府海关将到达的旅客分为三类：新加坡公民、持外国护照者及持B卡的短期访问者。塞米尔与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及他的同胞孟加拉人一起，站在持B卡的短期访问者的队列中。B卡是一种短期护照，是新加坡政府签批给那些愿意来新加坡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从事的艰苦工作的外国人的。没出国前，塞米尔的中介人给他B卡时曾告诫说：“别随便说话，在海关就给他们护照，其它事我来处理。”

　　走出机场，塞米尔和他的伙伴们上了等候在外面的一辆小面包车。已经是傍晚了，汽车带着他们驶向一座有着高楼大厦、闪烁的灯光和让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牌的很现代化的城市。新加坡人正准备庆祝他们最重要的节日，庆祝活动从印度新年开始，一直到来年初的中国新年结束。汽车穿过城市，开往郊区的新工业园。

　　最近一直在下雨，用推土机铲平的地面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泥坑。在工地附近，有一排4层楼高的用钢板拼成的简易住房。这些从国外来的建筑工人就住在这座简易房中，每天像蚁窝里的蚂蚁一样顺着梯子爬上爬下。

　　面包车后还跟着一辆小货车，车上下来六七个穿着超短裙的女人，聚集在距简易房几百米远的一个帐篷里。男人们早早在帐篷前排好了队，等着她们的服务。

　　第二天，一阵汽笛般刺耳的声音惊醒了塞米尔，该起来干活了。他今天的工作是修补山壁旁的支撑墙，他必须迅速将搅拌好的水泥塞进这堵30英尺高墙的底部裂缝处。工地热闹起来，打夯机接到指令后开始工作，混凝土柱子在重击下被一点点夯进地下，机器轰隆隆，如雷震耳。突然，支撑墙不堪山体的推力，坍塌了。年轻的孟加拉人塞米尔瞬间消失在夹杂着草木和烂泥的湿土中。

　　高鲍尔?盖勃塔接到事故通报时正在自己的工房里享受咖啡。他匆匆浏览了事故经过：支撑墙倒了，部分山土压在新修的停车场上。一个头天刚到的新工人失踪，名字叫塞米尔。高鲍尔顾不上考虑这个失踪的工人，这场事故可能带来的后果让他忧心忡忡，他在考虑如何对工程监理解释。工友们开始动手营救塞米尔。然而，土深近30英尺，谁都知道塞米尔活着出来的希望几乎等于零。高鲍尔下令结束营救行动，召集各部负责人开紧急会议。

　　高鲍尔在目前的位置仅仅工作了两个月。刚从南洋工艺学校毕业时，他梦想找到一份建筑结构工程师的工作，随后他发现各建筑公司都只聘用那些本科大学毕业生。他很感激维克里先生，此项3M工程的设计师，提供他这个建筑安全助理的位置。虽然只是做助理，但足以让他父母向四邻夸耀了。

　　琼那森?维克雷第一个到会。“我正在女儿的游泳课上呢，出什么事了？”他急匆匆问道。维克雷先生是英国人，移居新加坡16年了。

　　“南墙塌了，”高鲍尔解释着：“一个工人失踪了。”

　　利姆先生走进门，后面紧跟着塔卡哈什先生。接到电话时，两人正在打高尔夫球。

　　“利姆，南墙塌了，你是怎么计算的？”维克雷质问建筑结构师。

　　“没问题啊，我的计算一点儿都没问题，”利姆反唇回击，“也许是总体设计的问题吧？”

　　听出了点苗头的塔卡哈什也参与了进来：“不会，总体设计也不会有问题，我看过规格明细表。”

　　三人明白，得找一个别的理由！

　　利姆先生沉吟道：“打夯机操作没问题吗？是不是因为机器对墙的冲力过大，颤动度超过了设计范围？”

　　“我以前提醒过您这一点的，”高鲍尔小心地自卫着，“你说没问题。”

　　利姆转向维克雷：“这应该是安全助理的事吧？”

　　“听着伙计们，现在不是我们相互指责的时候。我们想想怎么样才能保证工期吧。”维克雷竭力想把大家的思路拉回来。

　　“有个工人失踪了，”高鲍尔提醒他，“估计活不成了。我们得立刻起草事故报告。”

　　“这不完了？”维克雷咆哮起来，“我们要进

　　行事故调查，要浪费几周时间！我们的美国客户会满意吗？他们平常是怎么说的？他们只想尽快完工，最好昨天就完工！这是个大客户，是不容失去的客户，这是原则。”

　　“有人眼见那个工人死了吗？”利姆问。

　　“这还不清楚，只知道墙塌时那

　　个工人在墙脚下干活。”高鲍尔回答。

　　“所以说，没人看见他死了？”利姆目光闪烁，“你说呢，维克雷先生？看来因为这次塌方我们得稍稍修改一下方案了。”

　　“不错，这一塌方让停车场少??50个车位吧？不过我想客户能接受。”维克雷的脸开始转晴。

　　“一个工人死了，我们得找到他的尸体。”

　　“听着高鲍尔，你没看见他死吧？你看见了吗？我们这里有400多个工人。新加坡政府不会注意哪个人在哪个人不在的。再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悄悄溜走了呢？”

　　“年轻人，需要你考虑的事还多得很，你可是事发时当值的安全助理，”利姆敲打着高鲍尔，“这里是新加坡，按当地法律，你是该坐牢的。我想你父母也不希望你被解雇，去坐牢吧？”

　　“不，不能写事故报告，”塔卡哈什插了进来，“客户下周会来，不能耽误时间。”

　　高鲍尔被维克雷描述的下场吓得微微发抖，在场的每个人都比他年长至少15岁。他默默地回到工房起草每周例行的安全报告。

　　工房外，有人叫他。他探头一看，是古鲁，塞米尔的领班。“高鲍尔先生，我实在不想打扰您，”古鲁的孟加拉口音很重：“我想问问这可怜孩子的补偿金的事，我得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得告诉他们。”

　　“啊，啊。”高鲍尔不知说什么好。

　　古鲁继续说道：“这可怜的孩子负担着母亲和3个妹妹的生活。唉！你知道，我们都得养家糊口。”

　　高鲍尔掏出钥匙锁上门，他实在没勇气告诉古鲁真相。

　　高鲍尔为这一周的安全报告绞尽脑汁，他写上了打夯机的工作进度，写上了浇灌好的水泥地基数量。他在琢磨怎么写这次塌方事故。他想写得对塞米尔和他远在孟加拉的家人有利一点。他想象自己处于塞米尔的位置，想象父母突然得知自己失踪会怎样的悲痛。他看着报告，鼓足勇气写道：“发生死人事故，详细报告随后附上。”

　　高鲍尔将报告封好口，下楼去邮局。这是一个周六，两天后邮局才会开箱取信。高鲍尔迅速将信投入邮箱，随后吁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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