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行为经济学颇为引人关注，美国行为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还由于在这个领域中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经济学引入心理学来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修正。

　　根据传统经济理论，人是利己的，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福利最大化。任何一项经济活动，只要在不减少任何一个人福利的情况下增加了某一个人（或一些人）的福利，就实现了效率。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效率的实现。但是，现实中的人仅仅关心自己福利的增加，并按这一原则行事吗？行为经济学通过试验对此提出了质疑。

　　这个试验每次有两个人参与，用掷硬币的方式决定角色。给两人100元，由A决定自己拿多少，B决定是否接受A提出的分配方案。如果B接受A的方案，各人得到这一方案决定的钱数；如果B不接受A的方案，两人都一无所获。按传统理论，这种试验的结果应该是A把99元给自己，1元给B。因为A考虑自己个人福利最大化，要利用分配权把最大利益留给自己。而且，B也会接受这个方案，因为有1元钱的收入毕竟比一无所获强，尽管得到的极少，但也增加了福利。这样分配100元就是有效率的。

　　但大量案例试验的结果并非如此。A如果提出99∶1的分配方案，无一例外地都被B否定了。A提出并为B接受的方案基本是70∶30或60∶40，即A仍然拿大头，但留给B30—40元。行为经济学家对这种结果的解释是：人们在经济行为中不仅考虑效率（福利增加），而且考虑公正。当分配方案为99∶1时，太不公正了，B宁可自己不增加收入，也不会接受。这说明B在作出决策时既考虑福利增加，也考虑公正。试验中A很少提出99∶1的方案，而是大多提出70∶30或60∶40，这也是考虑到公正，或者说考虑到B所能接受的不公正程度，否则被B否定，自己也一无所获。

　　这个试验得出两个与传统理论不同的结论：第一，人是利己的（A提出的方案总是给自己的多），但如果不利他（不考虑B的利益），利己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指导人的行为的有利己也有利他，仅强调利己并不现实。第二，公正出效率，没有一定程度的公正（99∶1的方案），不会有效率（A和B都没有福利增加）。

　　这两个结论对设计社会和企业的激励机制很有现实意义。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不维护一定程度的公正，就不会有效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一个社会最高与最低收入的差距为4倍左右是理想状态。他给出的数字标准并不普遍适用于各个社会和各个历史时期，但他关于社会收入差别应有一定限度的思想无疑是有意义的。一个社会收入差别太大，没有体现公正性，很难会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缩小收入差别，关注困难群体收入的提高，不仅有公正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提高效率。

　　传统经济理论在分析企业的激励机制时，强调的是效率。但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企业内没有一定程度的公正，也很难有效率。试想，如果企业CEO的收入和普通工人差别太大，工人能有积极性吗？如果仅仅CEO努力，而工人不干活———与B不接受99∶1的方案一样———企业会有效率吗？企业激励机制从本质上说是协调一个团队中不同人的利益关系。设计这种机制不仅要考虑不同人的不同贡献，还要考虑公正性。这就是沃尔玛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所讲的关注员工利益，“与所有同事分享你的利润”。那种只顾自己发财的做法，决不是企业家的成功之路。

　　行为经济学揭示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对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颇有启发。这正是我们了解行为经济学最新进展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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