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即将上高三的学生在游泳池里不幸溺水，在游泳池老板只愿付200元和救人者非索要1000元钱的“讨价还价”过程中不幸离开了人世，这是近日发生在陕西省城固县北方乐园游泳池的一幕悲剧。类似的悲剧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类似的见死不救者、讨价还价者也曾被人们押到“道德法庭”上审判过，除了用曾说过一千次的道理进行一番道德谴责外，除了再一次感叹“世风日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其实，这桩很有些“特点”的见死不救案给我们讨论道德问题留下了许多新的思考角度和探讨空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看待契约责任与道德义务的关系。表面看来，因800元差价争执的有两个“行为主体”，一是泳池老板娘，一是有能力救人者，假如有一方把溺水者的生命摆在第一位，悲剧都不可能发生，于是便使人形成一种严重的错觉，两个人都对溺水者的死亡负有重大责任。然而，假如各打五十大板，不仅有失公允，而且易造成是非混淆以及责任性质和责任份量的混淆。
这个不幸的学生并不是死于“游野泳”，而是溺死于买票入场的商业性经营的泳池。谁都知道，泳池门票标志着游泳者与泳池经营者之间已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典型的商业契约关系。作为游泳池经营者，提供清洁水质、建立警示类标识、在游泳者遇到溺水危险时及时施以有效救助，以及提供行业通行标准下的其它服务项目等等，都是契约中包含着的无以推卸的责任。按说，既然该泳池两名专职救生员均因故离岗，该泳池就不具备开放迎客的充分条件；而当出现泳者溺水而有能力施救者却提出1000元救人价码时，泳池老板娘最明智的选择是无条件接受之，因为，这是履行其契约责任、义务的唯一出路。假如施救成功，救人者实质上是在替泳池经营者履行责任和义务。至于有能力救助者，他与溺水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契约关系，因此有着充分的行为选择自由，例如，他既可分文不取乃至舍己救人，还可按泳池老板许诺的200元报酬施以救助，也可能索要自认为合理的报酬。
陕西城固县的悲剧也许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由此可联想、类比的余地却十分广阔。仅以意外事故的人身伤害、死亡而言，中国之大，也许每天都有若干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于是人们便有一种普遍的愿望：假如每一起意外伤亡事故现场都能涌现见义勇为、舍己救人者，那该多好：既能阻止、避免许多不该发生的悲剧，也能充分彰显国人高超的道德水平。然而，在这种不能说不正确的道德愿望的背后，每每掩盖着一种易被忽视的严峻的乃至严酷的社会现实：相当数量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其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某些单位某些人未能充分履行契约内的责任与义务。不仅泳池经营者有保证游泳者人身安全的责任与义务，旅行社、商场、饭店等同样有把顾客出现人身伤害的可能降至最低的责任与义务；不仅商业性经营者与顾客构成契约关系并需严格履行契约内的责任与义务，诸如铁路、供电、市政管理等部门，其社会职能本身也与社会公众构成特定的契约关系，同样有防止铁道口交通事故、防止变压器电死孩子和防止下水道窨井摔死人的契约内的责任与义务。即使政府与百姓之间，也构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契约关系，此与商业性契约的区别仅在于某些内涵。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一个由道德编织起来的社会，引领人们行为和调节人际关系的“法宝”主要是道德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由契约编织而成的社会。契约社会虽关系错综复杂但却井然有序，虽人人重视自我、人人“利己”但却公平、高效，因为构成这个社会的微观基础是一个个具体的乃至不足为道的契约，而契约的最大特点是双方（多方）的权利义务清晰、确定且受着法律的保护，处于契约内的人们认真履行义务是享有既定权利的前提。道德社会使人们崇尚道德，但道德却常常表现为一种带有人为痕迹的、弹性的、边界不清的东西。正因为任何社会里大家都有着充分的道德选择自由，正因为人的道德水平将永远参差不齐，才使人们在不道德现象面前感到束手无策。完善的契约社会必然使人们形成牢固的契约意识，而任何一种具体的契约关系，其应履行的责任义务都具有很强的规定性和“刚性”，无论行为主体素质、修养高低，但必须具备契约意识，只要他完整履行契约，所构成的微观社会关系就是健康的、令人满意的、对双方有益的。
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溺水待救的具体事件上看，契约精神和道德精神都是一种社会资源。随着社会的逐步现代化、法治化、契约化，契约精神资源将会呈现越来越足够的丰富性和“再生性”，甚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作为道德资源，则越来越显出其“稀缺性”特征，这几乎是一种不容怀疑的社会现实。由此看，要想避免与泳池溺水死人类似的悲剧发生，首先应关注的是开发利用契约精神资源。其实，充分的契约精神和契约意识必然演绎出足够的责任心、敬业心、规范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足够的工作能力，这些，不仅可为“非千元不救”的道德缺失现象的一种补救和替代，而且，也可被视为现代社会新型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资源。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和思路每每这样在误导着人们：放着丰富的契约精神资源不去开发和利用，却在那里无谓地感叹道德精神资源的日渐枯竭。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