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

　　哲学与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花朵。它们的各自功能和意义何在，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有哪些区别？这是关系当今哲学研究方向的问题。通过分析二者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按通常说法，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它是一种科学形态的学问，研究的问题是事物之原因，利用的思想工具是概念、判断、推理，只是在表达的形式上有时用“诗—韵文”。当然，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物理学、生物学，也不同于数学、几何学，尽管古代希腊哲学受几何学影响很大。哲学之所以为哲学，就在于它不停留在对事物原因至结果的一般过程的思考，而是追根寻源，找到事物的第一因，弄清各种现象的因果联系，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把握。这种把握，需要经过“思想”来实现，而除概念外，人们不能“思想”任何对象。在这种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哲学倡导凡事都要经过论证、证明，没有证明的事情是不可靠的。

　　哲学在中世纪的欧洲沦为神学的婢女。但是，神学也要寻求哲学的证明，到哲学的理性之中寻求庇护。如对神的本体论的证明，一直既是神学问题，又是哲学问题。欧洲哲学在近代得到长足发展，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由经验主义发展到休谟的怀疑论，引起了科学大厦的动摇，科学失去了自身证明的优势。在科学大厦将倾之际，遂有康德出来为科学护驾。康德的批判哲学精神，在于厘清理性的诸种不同功能，把科学知识限制于现象领域，而为信仰留有余地。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针对的是休谟的怀疑论，为揭示科学知识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坚定对科学知识的信心而竭尽全力。然而，康德的批判哲学留下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即非科学的领域，这个领域虽同属理性，但只是为宗教信仰保留其哲学庇护权。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都为这个虽为理性但却不可知的非科学领域大伤脑筋。

　　在使哲学回到科学道路上来的过程中，黑格尔功不可没。很多年来，欧美哲学很少研究黑格尔哲学，觉得它早已过时；但事实上，我们至今还不能说对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都完全把握了。黑格尔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批评谢林的直觉主义，一是批评和改造康德的逻辑学，这两者都和他致力于使哲学成为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有关。虽然黑格尔哲学受到许多批评，遭到不少误解，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

　　历史表明，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哲学。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使一些有识之士重新思考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并把哲学由自然引回到人自身。人们认识到，人不仅仅是自然，人不能概念化，人为人，人为个体。同时，人们也在思考，有没有一个概念体系能够以个体为对象？

　　这似乎又使哲学回到了休谟与康德。因为不仅人为个体，大千世界何尝不是个体？概念又何尝能够穷尽？人事幽冥，自然界充满变数。理论不可能证明大千世界，因果关系充其量只是“表象世界”的规律。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使当代欧洲哲学又一次回到现实中来，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由此，也得出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新认识：哲学是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它研究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问题以及有关人的存在的基础知识。科学是哲学的基本存在方式，科学要从理论成为现实，必定要有人的基本存在的尺度；这个尺度是具体的、历史的，超越这个尺度，只能是空泛的，甚至是空想的。科学离不开哲学的人文精神，哲学离不开科学的理性精神。科学和哲学一样，其生命都在于其现实性。

　　面对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一切灾变，哲学的人文科学精神的确是一种精神免疫的增强剂，但是哲学的达观，不是宗教的说教。麻醉剂或不可缺少，但更需要的是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它来自科学，来自理性，来自艰苦卓绝的劳动，以及这种过程中体现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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