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黔商城 金黔贵州 金黔财经 金黔IT 金黔体育 金黔专题刍议《贵州通史》http://www.gog.com.cn2003年08月08日08:09:29毫无疑问,这是个填补空白的社科成果:贵州的历史,从远古到当代,有了墨香扑鼻的《贵州通史》。2003年6月出版面世,五卷本,近百位省内史学界的宿儒、中坚及后起之秀修纂整整十年,蔚为大观270多万字。“易代修志”,共和国成立前,贵州通志有“康熙”、“乾隆”及“民国”几个版本,这自然是一份不菲的遗产;1949年后50多年里,却只有断代史,如《贵州古代史》等,还有一些专史、专论,如《贵州经济史》等,尚缺从源头直到20世纪末贵州社会全部的主要经历。历史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断代能让人观睹某一河段,通史则让人第一次看到了贵州过去和现在的全貌。是什么样的全貌呢?或者说,贵州的历史学家都告诉了我们什么?简言之,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贵州人类社会进程的省情。省情必由历史与现状构成,现状即当代,写“正在发生的历史”,这需要勇气,不过,也只有纵向观察历史,横向观察现状,才能给出一个具有最新价值的坐标,筑起空间饱满的省情大厦。几年前,主撰人之一、著名史学家史继忠先生对笔者说过,贵州历史不太好写。现在粗览全书后,我粗浅悟出了史学家们实实在在的苦衷和因此而激发出的智慧。一般而言,凡中国各省地域史都有共性与特性,但是,较之中原与江南水乡等,贵州的个性就显得很强,很难用大一统的类化来钩沉出贵州历史之魂的全部。比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能是古代中原的经典版本,但在古代贵州的体现在哪里?直观地说,万山丛中,何曾有过中央集权调动万千民众去从事大兵团式的经济建设呢?于是在这里,史学家们就不提所谓共性的“亚细亚”,而代之以秦汉及元明清外力对贵州颇具个性的开发史话;再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但就贵州整体而言,长期却是“僻在要荒”,土司林立,社会机体的性质显然缺乏“封建地主制”要素。省情既迥别于中原,《贵州通史》就尊重史实,以“封建领主制”、“土司经济”等来展开“独树一帜”的铺陈。清代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主流的“封建细胞”,却只是以“插花式”存在于贵州这片土地————尽管《贵州通史》没有明确下定义,但事实上是这样叙述了。这样做,较之以往的史说显然更接近省情本身。还有另一难。新闻学上有个俗说:七分采访三分写,在这一点上,历史学与之完全相同,也需要对素材的占有“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资料占有情况,宋元稍微好办一些,有明以后素材更渐趋丰富。宋以前就不太好办,资料的短缺,使担纲这一部分的史学家大感煮无米之炊的困乏;资料的真伪,也让撰者备感如履薄冰的撰之艰险。如鬼方、、夜郎,这些涉及贵州“籍贯”和文化之根的问题至今都还尚无定论,怎么办?记得史学前辈唐莫尧先生曾说过:许多人想把贵州的历史社会推得尽量远一些,但是不能一厢情愿,更不能不顾基本史实。窃以为,这句话对撰写《贵州通史》的同仁们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由是,他们的“远近观”是辩证唯物的:一方面,把贵州高原人类活动的最早足迹一下子推远至24万年以前;一方面,否定“鬼方”说,把曾经“热炒”的贵州进入文明史后的第一个社会符号否定掉,而对“夜郎的主体在贵州”给予充分阐述。在这里,是考古发现给了史学家最有力的支持。“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南方首推贵州黔西观音洞。”自从1964年发掘出观音洞这个“新大陆”以来,贵州又在考古上不断开疆辟域,批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及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因此,与其说是《贵州通史》使我们的史前史得以近乎完美的复原,毋宁说是考古给了贵州远古以可能的灿烂的叙述空间。而夜郎呢?运用考古最新成果可以得知,夜郎社会在今贵州地区有着丰富而独到的遗存,如“套头葬”,在还没有找到夜郎王印之前,有什么物什还能比它更可以充任“夜郎主体”的“信物”!最后一难是:贵州的古代历史犹如迷宫,历史河道岔道多,如隋唐,即有经制州(正州)、羁縻州(边州)、部落方国、大小土司等不同的统治与被统治概念,社会关系及各地建置沿革更非常复杂。又如,甚至在解放前夕,贵州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同时还局部并存着原始社会制、奴隶制及封建领主制。大山深处不仅“十里不同俗”,且有“十里不同制”的现象。贵州喀斯特地貌支离破碎,其社会竟也如此“多元”,真是“天人合一”了!在这里,史学家的判断就显得重要,由于较好把握了主次和轻重,所以也就清晰,为读者找到了走出“迷宫”的正解。还有,一般认为,汉以后直到元,贵州历史断流了一千多年。我认为,此“断流说”其实是受了“一点四方”论的影响,中原视力不及之处,概无历史。怎么可能呢?地质上多有明河转为暗河的现象,社会现象何尝不是如此?中央政府的视线暂时中止了,但这片土地的历史进程并未中止————尽管贵州的土著民族拥有自己文字的不多,尽管因此丧失了记载历史的最佳手段,但“暗河”一定是照常流淌着。在这里,历史学家驻足了很长时间,除了将中原与贵州的关系有机编织,还重笔叙述了少数民族、即本土人的历史,原始社会的神话、诗歌,族氏的演化、大姓的形成与变迁等。这些以前如暗河一样不被人们注意的地域史,如今总算大白于天下。三难归一,就是首先要准确,如翻译工作所共守的原则“信、达、雅”,“信”始终列在第一位。尽管赞美史学家“准确”如同赞美木匠锯得直一样是乏味的,但是,准确地告诉出一个“真”贵州,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也因此,我们理应对史学家在求真上所下的功夫给予充分的肯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写史的一种很高的境界。而所谓“究天人之际”,其实就是要千方百计地使历史准确;所谓“通古今之变”,则是给予既有的史实以正确的评价,指出规律,以史立论,论从史出,从而对今天给予启示、借鉴的作用。这一方面,《贵州通史》已经显出自己的特点。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穷其真理,哪怕是《史记》那样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并且,历史还在不断发生着,历史与现实相互转换,因果并存。所以,历史是一种永远地叙写。让我们与历史学家更好地叙写贵州的历史。贵州日报 作者：刘苗鑫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