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思

　　陈俊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那种对待同志、对待群众纯朴真挚的感情，那种对待工作、对待社会高度负责、忘却自我的精神，那种深入实际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综合民智、勤政为民的工作作风，让我们永远难以忘怀。我们今天纪念他，怀念他心情很不平静。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省、市、县担任领导职务，还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工作都始终贯穿了调查研究，并通过调查研究指导实际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特色。他以政治上的敏感性、务实的作风和精湛的调研艺术，谱写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的光辉篇章。

　　“农民的事情必须深入到农民中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在陈俊生同志身边工作多年，对他的调查研究有切身的感受。他经常引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至理名言。他认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对领导机关来说是一项基本任务，对每个机关干部来说是一项必备的基本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

　　1982年，他在黑龙江省工作的时候，针对当时一些人把调查研究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提出，搞不搞调查研究不是一般性的问题，是关系到领导机关能否避免主观主义的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保持党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党风能不能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方面。

　　陈俊生同志作为我国农业战线上的杰出领导干部，为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经常夜不能寐，深感自己的工作关系到8亿农民的根本利益，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入实际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说：“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现实情况，一定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农业和农村工作看似简单，实为复杂，绝不是在办公室看看材料、听听汇报就能了解和掌握的。农民的事必须到农民中寻求解决办法。农村面很大，信息的收集、传递常常失真，有时会被人为地夸大或缩小，有时还会有很多假象。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也是会犯错误的。调查研究要有科学方法和扎实的作风，如果为了赶时髦，使调查研究变成了形式主义，那么这种‘调查’比不调查危害更大，因为它可以把主观片面想法涂上一层经过‘调查’的客观色彩，更具有欺骗性，结果是害人又害己。”

　　扶贫工作是我国政府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所推出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从1986年6月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始，陈俊生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长达12年之久。在这12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广大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针对扶贫工作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扶贫工作方针，推广扶贫工作的典型经验。他首先提出，扶贫要先扶志，把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变输血为造血。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他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异地安置”、“智力支边”、“科技扶贫”、“机关扶贫”、“以工代赈”、“对口扶贫”、“东西合作”、“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等扶贫工作的规划和措施。

　　深厚的调研功底和忘我的工作作风

　　陈俊生同志担任市、省、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以后，听取汇报、参加会议、看的材料很多，一些重要问题常常引起他的关注。他挤时间带着这些问题到基层调查研究，进行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新情况、新问题大量涌现，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白沟现象等等。对此，颇有争论，褒贬不一。他带着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实践中总结他们的经验，实事求是地剖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积极影响，存在不足的方面，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及时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

　　在调查研究中，陈俊生同志非常重视听取专家的意见，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比如：对于是否兴建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1984年，陈俊生同志调到国务院工作以后，多次召开有关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他还亲自从重庆坐船沿江而下，先后在涪陵、丰都、云阳、奉节、巴东、秭归、兴山等地，察看移民小区、工厂企业、农业开发示范点、县市城区搬迁的新址。一个县一个县地进行考察，白天上岸，晚上住在船上，一直考察到宜昌，考察后给国务院写了三峡工程应尽快开工的调研报告。

　　在调查过程中，陈俊生同志常常遇到一些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意见，但他从来不采取轻易排除排斥的态度，而是及时抓住，“跟踪追击”，结合实践，深入思考，同自己原来的一些想法进行对比，加以取舍。他说：“一味固守自己原来的观点，不接受新思想、新观点，是搞不好调查研究的。”他特别提倡在调查组内部形成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的气氛。

　　“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陈俊生同志对调查研究的目的十分明确，他说：“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1982年，陈俊生同志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当时，省里对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很不一致，一时众说纷纭。针对大家的争论，陈俊生同志亲自带队先后跑了5个县、9个人民公社、14个生产大队进行了调查，还走访了68个农户，广泛听取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和愿望，写出了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澄清了一系列认识问题。报告对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得到省委的支持和肯定，有力地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顺利实行。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党的农村政策的鼓舞下，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粮食总产量突破4500亿公斤，并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了新的矛盾，一些粮食主产区出现了“卖粮难”、“储粮难”、“调粮难”等问题，局部地区发生了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现象。面对新的情况，陈俊生同志心急如焚，他先后赴山西、湖北、湖南、安徽等省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他认为，必须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必须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他向国务院提出相应的建议并被采纳，为完善我国粮食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俊生同志从一些省、区、市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那里了解到，农作物特别是玉米秸秆基本上都被焚烧了，浪费资源，污染空气，影响交通，而农区畜牧业又缺少饲料。1991年1月，他深入河南省周口地区，先后对商丘县、淮阳县、扶沟县、项城县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正值深冬季节，天气较冷，但他看到很多农民把牛拴在门前的树上晒太阳，村里黄牛遍地，哞哞欢叫。他停下来跟农民聊天，得知一头牛对一个农户来说，一年可以收入1000多元。在当时情况下，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农民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秸秆氨化的经验。回到北京以后，他向国务院呈交了《关于周口地区秸秆养牛过腹还田》的调查报告，认为在农区发展畜牧业，农作物秸秆过腹还田，不仅可以增加畜产品，还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良性循环，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意义重大，一举数得。此报告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的高度重视，并作了重要批示。之后，国务院拨出专项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秸秆养牛示范县的建设，由农业部专门组织实施。10多年来，此项工作得以广泛推广，成为农民致富的一条有效途径。

　　2002年8月8日凌晨俊生同志病危，我们都在他的身边，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抚摸他的脸，我们不相信俊生同志真的要走了。抚今追昔，我们热泪盈眶。俊生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对我们的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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