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非

　　杂文家刘洪波一向让人信得过，他编选的《2002年中国杂文精选》也就在几本同类书中最先被笔者“看重”。一看目录，七八十位作者中没有一个“得意洋洋”的名字，当即买下。

　　有人认为杂文是“狭窄”的，“速朽”的，本人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且不说近百年来中国文坛上那些黄钟大吕般的杂文，单就手上这本杂文精选，也绝对是厚重的、长久的。当本书的作者们都“有勇气坦然面对自己的思想”，且“能突破一般的思维屏障”时，其作品就决不会是“狭窄”的，更不可能“速朽”。

　　中国杂文年产很多，刘洪波以“特定的个性思考为必选标准”。既如此，我们便有幸在此书中看到一些“活跃在当代思想界的学者”———如傅国涌、葛红兵、余世存、肖雪慧、张远山、刘绪源等人的精彩文字。

　　本书收入更多的当然是杂文家的作品，而好的杂文家———如邵燕祥、牧惠、黎明、严秀、笑蜀、何满子、鄢烈山、黄一龙、焦国标、刘洪波、陈鲁民、苏中杰、徐迅雷、张心阳、束学山等———也是思想家。因为“只有思想家才能写好杂文，只有明白大道理的人，才能写好讲小道理的杂文。不明白大道理，就不可能真正明白小道理。”（《齐人物论》）

　　何谓大道理？那就是人！人的生命、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创造了怎样的现实又被怎样的现实所占有，这，就是“明白大道理”的杂文家们一致的关注点和切入点了。当他们用真诚、犀利的笔展示自己“直接面对社会痼疾的思想勇气和表达勇气”时，读者的感觉是非常痛快的！

　　杂文家眼中的“杰出人物”与世俗标准距离不啻万里：“普京的明智就在于他懂得宪法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深入报道了“社会主流所不愿与闻的新闻”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卧底记者”；托尔斯泰的毅然出走“把人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不仅俄罗斯，整个人类都将因为有过托尔斯泰而感到安慰”。

　　陈腐的观念在他们笔下别想再“安之若素”：希望工程里著名的“大眼睛”苏明娟有“报恩”的自由，也有“不报恩”的自由；死刑犯当然有权在听到判决时发出“冷笑”，与所谓“敬畏生命教育”无关；鲁迅的英名不仅可以用作“酒名”，其头像还可以印在年轻女郎的内衣上！

　　形形色色的“主义”也“过”了一回“堂”：犬儒主义“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留下的只是“发达的头脑和萎缩的良心”；“泛侵略主义”经常以“被侮辱者、被制裁者”自认，“有意无意地培养国家、民族间‘你死我活’式的深仇大恨”，“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亦曾陷入民族主义泥沼而阻滞了思想的飞扬”……

　　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已经偏失到了何种程度”：之所以要“美化灾难”，只因在他们眼里“生命的价值远不及‘英雄’、‘精神’这些概念的价值”；三个民工死亡的“新闻价值”之所以不及一个博士的被打，只因某些人“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身份”；通过欺骗孩童所得到的“快乐”是多么的“残忍而无耻”；对“娃娃兵”悲惨命运的“理想化、神圣化”又是“多么可怕的颠倒”！

　　（《2002年中国杂文精选》，刘洪波编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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