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犹新的是一则轶事，说一位日本文化人去爬泰山，回到北京时带着一个疑问去求教郭沫若，他在登山的路上见到一处碑刻，百思不得其解，问陪同的先生，也没人给出答案。郭沫若见了沉思片刻，抓起笔来写了4个大字，难题迎刃而解，日本朋友佩服得五体投地，郭老就是有学问啊。日本人的疑问是石壁上的“

　　二”两字如何解，郭老解释为：“风月无边”。当时读到这个故事对郭沫若的学问更是钦佩有加。十多年前第一次爬泰山从山脚出发沿着石阶一路登山，眼睛搜寻的首选目标就是这个“风月无边”。见到了路边的“

　　二”石刻，像是找到了少年时代怀揣在心底的梦想———“风月无边”蕴藏着无限的风光，泰山给予我的先是无边的遐想，中天门、南天门，然后是天街、泰山极顶，一路攀登除了大自然的风景，震撼我心灵的更是一处处石刻，“

　　二”如一把打开泰山石刻博大宝库的钥匙，挂在心上，在疲惫不堪的攀登中用身心来感受传统文化和历史沉淀所赋予一座大山的底蕴。爬泰山与其说是体验爬山的艰难，不如说是触摸中国文化的“石刻”大书。

　　我第一次爬泰山时除了寻找“二”，再就是寻访冯玉祥的“旧踪”。之前在读到这则郭老轶事的时候，关于泰山还有一则名人轶事牵挂着我的憧憬，这就是当年曾“退隐”泰山的冯玉祥将军。萧乾先生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文中曾回忆了1935年他和画家赵望云采访完鲁西水灾后专程去泰山看望冯玉祥的情景，当时让他感触很深的是，一座名山给一个人占了，什么都打上了“冯”字标记，比如“冯玉祥国学研究所”、“冯玉祥科学实验所”等等，但还让他感触的是，当许多旧军阀把钱花在酒色上时，这位“武人”却在钻研着文化。冯将军送给萧乾一本“冯玉祥国学研究所”编选的古今诗集，里头选了从汉魏唐宋直到民国的诗人，冯玉祥的大名也列在那些历代诗人中间———他的“丘八”诗曾传诵一时，也成为留在泰山的将军旧踪的主要“遗迹”。

　　在泰山脚下普照寺的庭院里，一块块依据旧貌恢复重刻的诗画碑拱围着庭院中央的冯玉祥半身雕像，每块石碑上都是一幅画配着一首诗，画是赵望云的乡村生活速写，诗则是冯将军的“丘八”诗———所谓“丘八”即“兵”，“丘八”诗是对冯将军的打油诗的“别称”。赵望云的画已毋庸多说，冯将军的诗则从“白描”的角度为那个时代的乡村贫困生活留下了“老照片”的价值。其实，仅仅如此还不能说明冯玉祥“丘八”诗的意义，我更感慨的是身居高位的一位“武人”对乡村民间疾苦的所思所感。

　　前些天又去了一次泰山，依旧是石刻、古松和盘道，当然，石壁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题刻，能将大名留在泰山的石壁上绝非易事———可以说每一句题词每一首题诗每一个名字能刻在泰山上都有一个故事，山因人而名，人因山而重。从石壁上的书法风格上更能看出时代的更迭，但有些今人的字留在泰山恐怕经受不住风霜雨雪的“洗礼”会渐渐“褪掉”的。石刻最多的登山“主道”两侧，印象中似乎并没看见冯玉祥的片言只语。与初次登泰山的感受不同，这次沿着盘道石阶而上，一路上毛泽东龙飞凤舞的诗句醒目地刻在石壁上，尤其是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更给泰山打上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尽管毛泽东并没登过泰山。

　　再次登泰山，已没有了当年寻找“

　　二”的激动，但多了对石壁上题刻的打量，若没有了盘道沿途的石刻，泰山的魅力逊色的恐怕不仅仅是“风景”。与当年对郭沫若学问的敬佩相比，现在再看他题在泰山极顶的登泰山诗，抛开诗歌本身，突然觉得他的柔美流畅的书法也许更适合挂在窗明几净的客厅里。倒是徐向前元帅的一句“登高壮观天地间”所透露的那份豪情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田。

　　依旧是在普照寺，再次感受了冯玉祥的“丘八”诗———诗画碑上的线条已不如十多年前清晰，但赵望云的速写和冯将军的“白描”仍然打动着我。赵望云的农村写生和冯玉祥的题诗在20世纪30年代就结集出版了，1999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再次出版过，与那些过去年代的老照片相比，这些掺杂着个人情感和主观批判的速写和“丘八”诗，也许更能见证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里的人与事，譬如给赵望云的一幅“耕耘方罢”速写的题诗：“小驴耕完地，让它去休息。农人终身作，他还不如你。小驴工作多，主人还体恤。农民纳了税，赃官还要逼。”作为“武人”的冯玉祥，他的“武功”未留在泰山的传说里，但他的反映民间疾苦的“丘八”诗却镌刻在这座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峰上。

　　从泰山回来，难忘去普照寺的路上，一所简朴的小学，挂在门口的校牌，字迹虽有些斑驳，但校名依然能看清：“冯玉祥小学”———这是冯玉祥将军的子女捐款修建的。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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