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已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而巨大的工作压力是婚姻性生活的头号杀手。

　　“刘仁和妻子玛卓很久没有做爱了。虽然在婚前，刘仁是那样痴情地追求美女诗人玛卓，但婚后不久，他竟不怎么碰她了。有一次，刘仁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性感的女人后，便跑回家里二话不说将玛卓压在沙发上做了那久违的男女之事。”

　　这一幕发生在作家北村的小说《玛卓的爱情》里。如果认为小说是虚构的话，在现实中，确实已经有社会学家取得了类似的数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提供的一组抽样调查数据指出：在中国已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四分之一（28．7％），而在最近的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则占6．2％。

　　工作压力是性冲动的头号杀手？

　　有一个笑话，是讲日本人的。说有个日本人出国时填表格，在被问到“sex”一栏时，他老老实实答道：“一周两次”。这笑话是在说日本人的刻板。不过，一周两次，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性事频率。

　　性学家李银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事实上，性生活的频率，因人而异，多了或者少了，都是当事人的选择，没有好坏之分。不过国外学界曾在世界各国做过调查，正常的情况是每周两次。但是在中国，中国人的性需求普遍不强，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排名很靠后。

　　而据另一个统计资料，在美国，20多岁的青年夫妻性生活是平均每周三四次；30岁以上的是每周大约两次；50岁以后才会降为每周一次。两相对比，联想到在中国城市中边边角角触目皆是的壮阳广告，难道中国男人真的集体阳痿了？

　　一个有3687人参加的网易网站调查可能会说明些问题：在100对婚姻中，喜欢上网和异性网友调情、至少有一个情人的占19．2％；结婚以来都是一种姿势做爱的占9．5％；一方无论如何努力，另一方总是“走神”的占6．4％；丈夫回来倒头就睡、对妻子态度冷淡的占4．7％；而最近一个月无性生活的占14．5％。

　　对于“无性婚姻”的界定，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大多数主流的性社会学家认为，夫妇间没有生理疾病或意外，却长达一个月以上没有默契的性生活，就是“无性婚姻”。

　　无性夫妇大致可分成两种，即“想做爱却不行”和“可以做却不做爱”。前者原因比较明确，一般起因是性功能障碍；而后者，却是以“太忙”、“太累”、“老了”等为由，对无性状态毫不自知，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病”。

　　人们要讨论的就是后者。因为它的“非正常”全都掩藏在“正常”之下。

　　记者调查得知，“可以做却不做爱”的情况，多数表现为“性的无意识回避”。它的特征是：有性欲，男女生理器官有正常反应，但却对异性接触不感兴趣。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总有做不完的事，没时间也没心思做男女之事。

　　性学家指出，这是一种明显的精神性疾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样的年轻人到处都是，“他们生存压力大，情绪焦虑，相当多的人时时面露疲态，郁闷成疾。可以说，为了出人头地，他们没有了性的快乐。”

　　网易网站的另一个有4530人参与的关于“无性婚姻”产生原因的调查显示：100人中，认为由于工作压力太大的占33．4％，认为是由于婚外情、一夜情泛滥造成“无性婚姻”的占18％，认为婚姻是爱的坟墓、爱是性的灵魂的占17．4％，认为由于缺乏性知识的占10．1％，认为由于性信息的滥觞、产生逆反心理的占7．5％。从这个调查来看，巨大的工作压力的确是婚姻性生活的“头号杀手”。

　　婚前同居对婚后“性福”更有益？

　　也有人提出，婚前同居是婚后无性的重要原因———“相爱了，同居了。结婚了，也就阳痿了。”

　　今天，婚前同居几乎比婚前不同居还要显得正常。最近，江苏省更是从地方法规中取消了“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居”这一条。有人认为，婚前同居的时间几乎与婚后无性的程度成正比。意思是，婚前性生活越多，婚后的性生活自然就越冷淡。这个观点似乎还在一部分人中挺有市场，但潘绥铭教授和他的课题组的一项调查却不支持这种看法。

　　潘绥铭等选择了一批40岁以下、结婚在5年或5年之内的成年人作为样本调查。总的来看，登记前有过性行为的夫妻，比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性生活和性爱都要好许多。这主要反映在：亲昵更多。

　　登记前有过性行为的丈夫，婚后经常拥抱妻子、吻妻子的可能性，是那些登记后才过性生活的丈夫的2．2倍；他们性生活次数也更多，要比那些没有登记前性行为的夫妻多出76％；在性生活中更加兴奋，是没有婚前性行为的夫妻的2．48倍；性高潮也更多，是那些先登记后上床的夫妻的2．11倍，尤其妻子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是先登记后上床的妻子的2．5倍；在性生活中丈夫也更加体贴妻子，丈夫帮助妻子获得性高潮的可能性达到那些“先登记后上床”夫妻的2．3倍。这个调查显示，婚前同居，只会对婚后的“性福”更有益。

　　婚内损失婚外补？

　　另有人认为，婚外“一夜情”是除了工作压力大之外造成婚内无性的第二大杀手。潘绥铭和他的同事们调查到的两组数据显示：

　　今天的中国人中，性关系趋向多伴侣化，40岁以上的男、女有过多个性伴侣者百分比分别是20．8％、5．5％，而30～34岁的男、女中，这一比率分别上升到了45．8％和17．7％；

　　40岁以上男人中嫖过娼者占6．4％，40岁以下的占11．3％。更确切地说，25～29岁的男子中，有此经历者占16．7％。

　　数据是枯燥的，但这些数字反映了当今中国的婚外性状态。而正是这些数据使我们看到一个怪状———一方面是超过1／4男女的婚内（同居）无性，另一方面则是，婚外性生活日益丰富多彩。

　　目前，还没有人论证出婚外性行为与“婚内无性”是否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至少人们基本同意：在今日中国，婚外情或婚外性关系已对婚姻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学者范丽娟的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因婚外情引起的离婚诉讼占总数的25％～35％，在各类离婚理由中占第一位，沿海一些开放城市这一比率则高达50％到70％。

　　此外，关于婚内无性，研究者们还开列出以下原因：

　　一、性知识的缺乏和性技巧的单一，比如不恰当的时间，或不恰当的地点，或单调的姿势，乏味的氛围；

　　二、环境的恶化与污染、食物质量的下降，引起人体激素分泌失调，进而导致性冲动减弱；

　　三、人的本性就是“喜新厌旧”，无性婚姻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个原因显然看不出有任何办法能够有所改进，所以不免让人有点绝望。

　　不俗婚姻的最俗结局

　　说到最著名的无性爱侣，可能都绕不开法国大哲学家萨特与著名女权主义者、《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这一对。他们相恋达50年之久，每天下午1点45分在巴黎著名的穹顶饭店共进午餐。但萨特却在本能上排斥婚姻。波伏娃接受了这个事实，同时还要忍受萨特朝三暮四的花心。

　　这不是一段平等的爱情，而波伏娃本人也曾有过几个情夫，虽然她一生永远忠实地爱着萨特。这两位哲学家是以常人罕见的精神与事业上的力量支持着他们关系的，然而即使如此，萨特念及他与其他女人们的关系，仍然不免叹道：“不结婚的规则和结婚的规则同样束缚人的手脚。”

　　如果说得近一些，我们中国人熟悉的，是台湾女歌手蔡琴和知名导演杨德昌的无性婚姻：

　　1984年，杨德昌因拍摄电影《青梅竹马》而结识了蔡琴。一年后，蔡琴和杨德昌喜结良缘。“无性婚姻”的想法是杨德昌提出的：我们应该保持柏拉图式的交流，不让这分感情掺入任何杂质，不能受到任何的亵渎和束缚……于是，他们同居一室，却不同床而卧；他们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婚后，蔡琴继续为人们吟唱情歌，杨德昌则成为“台湾新电影”的实力干将。他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等佳作屡获国际大奖。他的每部电影都融入蔡琴无怨无悔的付出。

　　谁知，10年后，这段不俗的婚姻有了一个最俗的结局：杨德昌向蔡琴摊牌：他有了外遇。表面上恩爱的夫妻关系轰然倒塌。杨德昌给他们的婚姻下的结论是：“十年感情，一片空白。”也许，这个故事说明了性之于婚姻的重要。对于我们芸芸众生来说，没有性，再美好的婚姻终不过是“一片空白”。

　　近代性学研究发现：性爱是巨大的镇静剂。做爱时，人体可释放一种叫内啡呔的物质，它是一种天然的镇静、镇痛剂，能给整个神经系统创造一种轻松、无虑的内环境，从而提高免疫系统功能，使抗病能力得到提高。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婚姻无性，起码对健康来说是一种缺失。（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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