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文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所能及的事。”

　　读完杨绛先生的新作《我们仨》之后，我的阅读生活竟然出现了短暂的凝滞与停顿。毕竟这是我近年来所阅读到的最真实的回忆录文字，故而回味与思考是少不了的。

　　《我们仨》记录的是一个学者家庭从相守相助到相聚相失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并没有人生的许多传奇，只有真实生活中一个个充满情趣的故事。从成书结构来说，“金字塔型”的形式让人感到稳固而坚实。第一部“我们老了”尽管只有寥寥数百字，但它是闪光的“塔尖”；第二部“我们失散了”以“走上驿道”、“古驿道上相聚”和“古驿道上相失”三个章节，组成了具有魔幻色彩的“塔身”；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以平静坦然的心态和清新隽永的文字，一览无余地展示了一个充满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学者家庭的人生际遇史，它构成了坚固厚重的“塔基”。至此，我们不难看见：一个饱经岁月风霜年逾九十的学者，在女儿与丈夫相继病逝之后，以丰富的情感和明澈的理念，用温暖的语调和淡雅的笔墨，在无限思念中一一捡起记忆的碎片。

　　与大多数从旧时代门槛迈入新时代广场的知识分子一样，杨绛和钱钟书所获得的，自然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再生。为此他们焕发出了太多的生命热情。不幸的是，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使他们不断蒙受苦难，甚至体弱多病的女儿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漫长而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他们只有尽可能地离群索居才有可能少“犯错误”和少“惹是非”，从而不至于停止自己所热爱的工作。这的确需要一点人生智慧。庆幸的是，杨绛和钱钟书都做到了。自从他们对外界的纷乱有了一定的过滤功能之后，无论面临什么政治风暴，工作还能在家里照常进行。“反右”期间，杨绛完成了《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还写了研究《红楼梦》和明代学者李渔的论文。“文革”期间，钱钟书完成了《管锥编》，杨绛完成了《堂吉诃德》的翻译。作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所表现出的自觉自醒与正义良知，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所能及的事。”读着这样干净简洁的文字，我们会为一种鲜明的生活态度所折服。“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剩下我一人。”“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读到如此情真意切的文字，我们颤栗着的是心，继而阵痛着的是血与肉。

　　作为横跨两个世纪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杨绛先生始终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保持少有的低调。在她的心目中，此生最大的幸运是与钱钟书结伴而行，而自己生平的最大杰作是女儿钱瑗。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所呈现出的中国女性形象，不仅真实感人，而且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因而在我看来，倾注了作者毕生情感与心智的《我们仨》，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生命，只有活在真实之中，才可能最终获得应有的尊严与意义。（《我们仨》杨绛著／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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