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面对一些地方一次次突破中央的法规，我们相信，改进公务员管理制度这一问题应该提上日程了。必须有严格的公务员管理，这样的队伍才有凝聚力，才能做到执政为民。也许提高公务员待遇和削减公务员绝对人数，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策。

　　今年3月吉林省榆树市1339名干部离开原工作岗位，在“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的优厚条件下，“带薪下海”；7月，武汉市提出意见，鼓励党政机关干部“下海”，辞职可领8年基本工资；湖南省人事厅公布：公务员可辞职带薪到民营企业工作，辞职者照样享受国企待遇，可以领取最高5年的基本工资补偿。8月10日《中国青年报》再次报道河南公务员可“下海”，干部身份、工资等三年不变的新闻。然而，根据《公务员条例》和中央文件，政法、军队、机关等部门不许办企业，公务员也不许经商。

　　既然中央、国务院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既然公务员经商不合法，为什么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允许“带薪下海”的地方政策呢？按照惯例，地方土政策总是应该在国家政策和法规的统领之下的。当然，由于各个地方发展的不平衡，这就会出现地方政策的自发突破，这种自发突破虽然有违原有的法规，但是有时这样的突破也会成为制度改进的引线，比如，安徽最早的承包制的突破，前不久沈阳市率先取消暂住证，这已经带动了浙江江苏一些城市的响应。

　　而公务员“带薪下海”的地方性法规突破，明显是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的，因为这样做，隐含了特权的发挥，为什么“下海”经商的官员不做公务员了还继续使用人民的钱？如果有公务员认为自己更适合经商，经商更能体现其人生价值，他完全可以辞职经商；如果有关方面认为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财政需要减负、需要减员，直接减就可以了（那些被减者可以获得补偿，可以申请失业救济等），为什么非要用“带薪下海”这样不经济而且特权的方式呢？

　　这从侧面表明，公务员管理制度尚缺少一种监督。当公务员自己为自己定规则的时候，总是很自然地向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倾斜，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哪怕是他们不干了，也要很体面、很占便宜地离开。前不久，四川省清理出423名“官商”，废除25个允许国家公务员停薪留职、留薪留职、兼职或利用8小时以外时间经商、办企业的地方性文件和办法，并要求这些“双重身份”的公务员在限定时间内作出去留选择。这是值得欣赏的。这反映了某些公务员谋求经济利益的欲望的强烈，他们不但要谋求，而且会进一步让这样的行为合法化制度化，于是出现了由权威部门发布的种种“带薪下海”的政策的风光出台。

　　我们如果撇开前面的那些突破性政策规定中的特权性自利性成分，可以看出，在很多地方，公务员经商已经是一种来势汹涌的潜流，这表明随着中国的市场化发展，市场拥有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份额，市场可以带来财富、荣誉和地位，它解构了传统官本位的局面，并形成它本身的巨大吸引力，使社会向多元、开放、平衡的方向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而公务员的传统影响力和传统心态依然存在，这样，就必然导致公务员想脚踏两条船，这对个人来说当然是完美的，可是这将对社会公平、政治民主构成危害，经济学家一直在提醒中国转型进程中要避免官商合一，避免出现所谓的权贵资本化。

　　然而，权力是有扩张性的，人心也是贪婪的，我们必须有相关对策防范政治权力向经济领域的扩张。对策很简单，就是像四川省那样的做法，一律禁止那些脚踏两条船的行为，把那样的行为列为非法，并经常进行清理；还应该让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监督功能发挥作用。

　　我们能够理解公务员“下海”的心情：羡慕同时又害怕风险，各地出台的鼓励政策无疑都是在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的忧虑没有，民众的忧虑却产生了。

　　面对一些地方一次次突破法规和文件，我们相信，改进公务员管理制度这一问题应该提上日程了。必须有严格的公务员管理，这样的队伍才有凝聚力，才能做到执政为民。也许提高公务员待遇和削减公务员绝对人数，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对策。

　　本报特约评论员　刘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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