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佳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待民间文艺的态度其实是双重标准的。在理论上，我们早就认识到了民间文艺问题的重要性。尤其近些年来，“民间文艺乃是人类的文艺活动最重要的活力源泉之一”等观点更在思想学术界达成了共识。但在另一个方面，在各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我们的思想学术界在看待民间文艺时往往运用的又是另外一套标准。也就是根深蒂固的以精英理论为中心的标准。近年来，有研究者频频提出“如何走出民间文艺研究困境”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上述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情况则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在深层意念上把“民间文艺”看成只是低层次的东西，是文人创作可有可无的补充，并且又不对各种民间文艺现象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那么，民间文艺研究“陷入困境”似乎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了。

　　从1920年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起，80余年来我国现代民间文艺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方向就是收集整理各种民间文艺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在有关政府部门的组织推动下，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文艺部门收集到的各种地方戏的剧目就达5万多个。如果加上对各种曲艺项目如鼓书、快板、相声、评书等等还有各地民间故事的文字整理，再加上对各少数民族民间曲艺节目的汇集整理，我们现有的民间文艺的资料之丰富、之全面，其反映历史发展轨迹之深广，均可谓惊人。单从绝对的数量说，我们所拥有的民间文艺资料宝库，完全称得上举世无匹。可是，就这样的一座宝库，多年来却一直沉睡着。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民间文艺作品注定是境界低陋，乏善可陈，除了充当某种旁证性的史料之外，再无更进一步的价值？我认为，在对资料库中的作品进行全面的分析解读之前，任何类似的前提假设都不是科学的。诚然，民间文艺作品由于其创作形态的特殊性，在很多时候它们不可避免地比较粗糙。就像是传统京剧剧目中，除了大量的如《李广催贡》、《黑风帕》之类缺乏艺术深度的作品，但毕竟还有《梵王宫》、《一匹布》、《一两漆》、《小上坟》这样一些可称为“精品”的剧目。比如楚剧，从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的几本关于楚剧的《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看，楚剧中大部分作品只有民俗学上的研究意义。但令人惊异的是，它却拥有《郭丁香》这样一部杰出的连台本戏。这部剧作在叙事结构上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戏剧“金童玉女”大团圆的模式，深刻揭示了旧伦理体系中夫妻间不平等关系给男女双方造成的人性上的伤害。全局充满了一种命运意识笼罩下的悲怆感。

　　对民间文艺的研究要注意结合新的理论方法。民间文艺只是一个总的称谓而已。其内部形态之多，彼此之间性质差异之大，远出于常人的想象。研究一门专门的民间文艺项目，常常需要对其特殊的技法有所会心后才可能入门。但尽管如此，就此而满足于一些特殊技法的描述和现象材料的收集整理仍然是不够的。研究者理当在一个较为开阔的视界内，将专门的民间文艺问题与某种有着较强普适性的理论观念结合起来思考，使得所研究的问题具有更深广的内涵。

　　应该承认，在浩如烟海的民间文艺的资料中，筚路蓝缕，披沙拣金，这需要研究者以怎样的耐心、热情、勇气投入于其中！可以想见，一个人穷毕生的精力也只能触及其中有限的材料。这是需要奉献精神的。这令人不由想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经历了那个伟大的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一大批文化巨人如康德、歌德、席勒、赫德尔、费希特等人，都自觉地投身到了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塑造中。而这其中，歌德、席勒、赫德尔和一大批浪漫主义思想家，就特别重视在民间文艺中汲取养分。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在资料整理上产生了《格林童话选》、《尼伯龙人之歌》、《魔笛》等传世名作，还产生了如《浮士德》、《东西诗集》等创作上的巨制。这种民间文艺的研究，其巨大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升了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更重要的是，恰如雅各布—格林在某处已隐约透露过的那样，它使得整个德意志民族洞觉到了其民族遗产中那些与现代文明、自由、道德观念相契的成份。将中国与德国当时的民族处境作简单的类比是并不恰当的。但对中国而言，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取得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期望见到这棵曾经苍翠的大树重新抽发出新嫩的枝条，那么，我们就有责任使得它扎根于此的大地重新输送给它以丰厚的养料，这才是我们从德国民族意识觉醒时代中最可学习的精神实质。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民间文艺注定不是包袱而是财富，它蕴藉如此深厚而又开阔，值得我们各方面的思想工作者以几代人的心志，对它进行长久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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