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比尔·克林顿

　　1970年秋的比尔·克林顿很难令人忽视。那年他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刚进耶鲁法学院，可他的模样与其说有罗德学者般的气质，不如说更像维京大盗。他体型高大，长相在红棕色胡须与一头拳曲浓密的头发衬托下还算英俊，每个毛孔中都散发出活力。

　　直到次年春天，两人才在法学院图书馆正式打招呼。当时我在图书馆学习，他在走廊和另一位同学交谈。我注意到他不断回头朝我这边看，事实上他常这么干。于是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回瞪你，与其这样，不如相互介绍一下，我是希拉里·罗德姆。”就这么简单。

　　直到1971年春季最后一天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课后，我们同时走出教室。比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到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他说他也正要去。他赞美我穿的花色长裙，问起我的家庭以及出生地。两人到注册办公室，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注册员抬头看了一下，然后说：“比尔，你在这里干吗？你已经注册过了。”他坦言只是想跟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便一块走了很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我并不看好两人会变成一对，况且当时我已有男友，周末还计划和他一起出城度假。周日晚我回到耶鲁时，比尔打电话来，我因为旅游着了凉，干咳不停。“你听起来真惨。”他说。大约30分钟后，他带着鸡汤和橘子汁来敲门了。他一进屋便开始说话，从非洲政治到西部乡村音乐什么都谈。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位阿肯色州的年轻人远比第一印象复杂。他能在思想与词语间编织出恰当的联系，言语精当灵活，至今这还常令我吃惊。我也欣赏他的思考方式与神态。打一开始，我就注意到比尔双手的形状。他手腕细瘦优雅，手指又长又灵活，有如钢琴家或外科医生的手。自我们从学生时初识，我便喜欢看他翻书的样子。这双手如今经过岁月磨炼，跟它的主人一样多了几许风霜，但它的表现力、魅力与灵活度不减当年。

　　比尔的鸡汤和橘子汁打动了我，两人旋即变得形影不离。一天晚上，我们在厨房讨论毕业后的打算。我对儿童福利与民权很有兴趣，但还没有明确未来的道路。比尔则很确定：他将回阿肯色老家竞选公职。

　　我告诉比尔，暑假计划到加州奥克兰一家名叫“特里伊哈夫特，沃尔克与伯恩斯坦”的小律师事务所当助理，他便说要跟我一起去。我诧异不已。

　　我努力消化他的意思，颤抖起来。“为什么？”我问道，“你真想要放弃自己憧憬已久的良机，跟我去加州？”“为了我爱的人，就这个。”他说。比尔说，他已决心与我相守，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半，不愿让我一个人去加州。在加州，我和比尔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我的多数时间为律师事务所的马尔·伯恩斯坦律师工作。周末一到，他会带我去他事先勘察的景点，诸如北滩的餐厅、电报街的复古服饰店等。我则教他打网球，或是两人消磨于厨艺。比尔多半靠阅读打发时间，然后和我分享他的读后心得，其中一本是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到芬兰车站》。出外散步时，他往往边走边唱，常哼的是他最爱的一首猫王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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