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选与查贿有如岛内选举的“孪生子”，如影随行，岛内民众早就习以为常。然而，在刚刚结束的花莲县长补选中，陈水扁当局以“查贿”为名大搞“绿色恐怖”而酿成的“查贿风波”，激起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戳穿了民进党自我标榜的所谓“民主”、“人权”、“清廉”的假象。

　　大动干戈，不择手段

　　为展示查贿、防贿的决心，台当局全方位调动检察、警察大军进驻花莲。“内政部”、“法务部”、“最高检察署”、“调查局”、“刑事警察局”等全部出动，“检察总长”卢仁发、“警政署副署长”洪胜等人在花莲成立“联合查贿指挥中心”。“内政部长”余政宪在短短13天时间内，以主持“查贿誓师大会”、“反贿选会议”等名义，4次跑到花莲召集相关单位开会、训话，宣示“防贿四绝”，即：“绝不手软、绝对行政中立、绝无法律假期、绝对配合法务部侦查”，规定查获县市长贿选者“最高可记两大功，破格升职”等。“警政署长”张四良奉命撤换民进党当局不信任的花莲警察局长张林的职务，指派其亲信人马继任。选前最后一周，余政宪还从台北等地增调460名警力开赴花莲，下令全岛5000警员机动待命，动员查贿的规模堪称空前庞大。岛内媒体算了一笔帐，外来警察加上花莲当地的1200名警察，“花莲平均每40人就有1名警察看管”。

　　台当局查贿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本来，台当局“第535号大法官释宪文”规定，警察人员不得“不顾时间、地点及对象任意临检”、“临检应限于已发生危害或依客观合理判断易发生危害的处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场所为之”。然而，余政宪于7月29日宣布，在花莲高山族村落进行24小时的“定点巡逻”、“拦路检查”、“站岗查贿”。余政宪振振有辞地声称查贿“没有侵犯人身自由”，“行政院长”游锡堃则辩称“没有贿选何必怕查”。结果，警方设立了1000多个“严防贿选买票巡逻点”，在高山族地区实施了几近“戒严”的查贿措施，不分时间、路段、对象，任意拦检救护车、砂石车、甚至外县市赴花莲的观光游览车。“法务部长”陈定南还多次出言不逊，说“花莲选民民主素养低，选风向来不好”，甚至把高山族“丰年祭”、庆典时“杀猪分肉、集会宴客”的传统习俗说成是“恶质文化”，强调“杀猪文化等同于贿选”，禁止杀猪请客。

　　民进党还推行双重标准，大搞“选择性办案”。以查办贿选案为例，投票前一天，警方查获花莲县富里乡民洪鸿业涉嫌以6辆自行车为民进党候选人游盈隆贿选，然而民进党中央硬说这是“对手抹黑”，不准警方追查。而当警方查获多名谢深山的支持者涉及“餐会贿选”时，民进党指令花莲新任警察局长在8月2日投票当天凌晨，通知记者到检方采访。以“站岗查贿”为例，在民进党势力较弱的高山族村落，“警政署”安排每村一哨，而在支持民进党的村落路口，就不安排路检人员。“防制贿选重点场所”巡逻箱主要设在泛蓝军候选人谢深山支持者及助选人员住所附近，用意十分明显。

　　走火入魔，意在选票

　　岛内媒体用“百年不见大阵势”、“大炮打蚊子”，形容台当局在花莲查贿的规模与手段。人们也许要问：花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不到40万，选民不到26万(不足岛内选民总数的1.5%)，台当局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搞得花莲民众不得安宁呢？

　　原来，花莲县选民结构相当特殊。其一，花莲向来就是泛蓝的天下，泛蓝、泛绿在近10多年来花莲县大大小小选举中的得票率基本维持七三开。其二，花莲县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高山族四大族群平分秋色，民进党惯用的“统独牌”、“省籍牌”影响不大。三是高山族占花莲县人口的23%，一直是泛蓝军的铁票，民进党开拓票源的空间相当有限。民进党认为，泛蓝军在花莲选民结构中占绝对优势，尤其是高山族对泛蓝军情有独钟，主要是国民党利用传统的组织战，靠“贿选买票”的结果。

　　按理说，如果泛蓝军只有1人参加补选，县长宝座肯定落入泛蓝军手中。但国民党籍的吴国栋打死不退，花莲补选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让民进党心存侥幸。求胜心切的陈水扁误以为“国亲基层严重分裂”、“吴国栋基层实力惊人”，盼望“连宋相争，阿扁得利”的历史在花莲重演，即使是吴国栋出线，只要把谢深山拉下马，打赢明年3月选举的前哨战，进而重挫“连宋配”声势，拉抬陈水扁低迷不振的选情声势，扩张泛绿政治版图。

　　因而，民进党大打“查贿牌”，其如意算盘无非是一石三鸟：一来展示执政当局“拼改革”的决心与能力，替游盈隆另辟选举舞台，争取隐性选民、工商界的支持。二来寄望对高山族的重点查贿“产生强烈的恫吓效果”，降低高山族的投票意愿，使泛蓝军高山族“铁票生锈”，变相帮助游盈隆拉票。三是通过“选择性查贿”，全方位盯住谢深山及其助选人员，使国民党传统的组织战无法发挥作用，使民进党公开的“执政资源牌”、私下的“贿选牌”发挥奇效。正如岛内媒体所言，这种方式“不是查贿，而是警告”，“警告某些阵营不要动，也警告值勤警察对某些阵营不要管”。

　　适得其反，自食其果

　　民进党擅长选举，小算盘打得很响，但此次却事与愿违。俗话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把这句话放在民进党及其候选人头上，相当贴切。

　　余政宪抛出“查贿”举措后，岛内各界强烈反弹。最先站出来表示反对意见的是负责花莲查贿工作的“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杨大智，他在记者会上猛批“路检查贿”“违反宪法，侵犯人权”，强烈要求陈水扁出面制止。尽管“内政部”和“法务部”指责杨大智“严重伤害司法独立形象，造成选举困扰”，扬言要对其“查处”，但全岛上百名检察官连署声援杨大智，痛批“内政部”利用“查贿”为民进党选举造势，把警察当成绿营的“传声筒”。泛蓝阵营抨击余政宪“把花莲人当贼”，实行“绿色恐怖”和“第二次戒严”，是“台湾民主的大倒退”。《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岛内主流媒体及台湾大学教授张麟征、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杨日青等学者批评查贿用力过猛，“不仅伤了花莲人的心，连人权法治的基础也一齐劈了”。就连吕秀莲也看不过去，强调“路检查贿”一事“确有检讨空间”，“应注意程序是否正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行政中立是最好的表现”。

　　杨大智因“查贿风波”越闹越大而成为“媒体英雄”，而台当局则因查贿不当而狼狈不堪，民进党候选人游盈隆更深受其害。花莲县长补选结果，泛蓝军大胜，民进党大败，除了选民结构及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不利民进党外，民进党的“查贿牌”大伤花莲人尤其是高山族民众的自尊心，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一些原本支持民进党的隐性选民、中间选民和工商界选票流向谢深山。最明显的例证是，在高山族为主的秀林乡、万荣乡、卓溪乡等乡镇，游盈隆的得票数比谢深山的得票数少得多，比他上次县长选举时的得票数还少。

　　由于“查贿牌”弄巧成拙，余政宪不但成为最有争议的“内阁部长”，也成为民进党内部检讨的主要对象。党内部分重级人士批评余政宪“急于表功”，“查贿行动过于夸张，结果适得其反，根本形同反辅选”。而国亲两党则讥讽余政宪、陈定南是“泛蓝胜选的大功臣”。

　　“民主”、“清廉”，假象拆穿

　　花莲查贿暴露了陈水扁当局违法乱纪、侵犯人权、贿选买票等诸多问题。然而，这只不过是民进党上台以来腐化变质、走向堕落的一个缩影。

　　以贿选而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提名、“立院党团”干部改选“贿”声“贿”色不说，在“立法院副院长”选举、行使“考试院长同意权”时也是高价收买在野党“立委”。而闹得沸沸扬扬的“高雄市议长贿选案”，民进党更是难脱干系。

　　陈水扁当局在花莲县长补选中为了一党之私，公然侵犯花莲民众的居住权和通行自由权。联系陈水扁上台以来对军公教人员大搞“忠诚查核”、指令“国安局”监听岛内重要人士、监视主张“三通”的重要台商等一系列行为，所谓“人权治政”只不过是欺骗民众的谎言。

　　(来源：人民网 作者：彭维学 原题《台海观察：民进党“查贿风波”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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