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凡

　　生活在上海，作为一个记者，我对于我国特别是上海这座城市近几年环境保护、生态保护观念的转变，很有一番感触。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受历史的局限与落后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社会还不具备完善的生态保护体系，虽然人们对环保已经开始有一定的热情，但对环境、生态的理解，还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就在那个时候，上小学四年级的我，在少科站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环保文章，题目是《救救大熊猫》———当时的背景是四川箭竹大批开花死亡，大熊猫的保护受到了挑战。这篇文章被《少年报》刊登，随后上海团市委发动了全市的少年儿童捐款。

　　10年后，我在《自然》杂志上看到了日本学者对于那次事件的评论，他们提出的中国需要对生态进行综合保护、治理的思想给我影响很深。

　　90年代初，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开始腾飞。以我居住的上海为例，城市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生态保护并没能快速跟进。那时，我曾就环境城市化对动物习性的影响，写了《黄鼠狼你到哪里去了》的文章；还就二次工业化对水治理、土壤标本测定的影响，做了《夹竹桃：环境的监察者》的报道。当时一个总的感觉是都市的生态保护比较急功近利。“如果我们纯粹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经济发展为半径，那么一个个圈圈画下来，动植物以及所有的生态要素很快就将无立锥之地。”专家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到了90年代末，人们的生态观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人不是自然环境的主宰，而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人不应该向生态环境无尽地索取，也应该对环境有所贡献；经济发展、城市工业化应该充分考虑生态保护。各种新思想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新思路。

　　我曾经采访设在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污水治理工程，负责人告诉我们，污水工程专门花了300万元，特别保护了中华鲟的生活区域；上海市政府决定在浦东滩区兴建新机场，可那里是上海境内最大的自然滩涂，生活着超过3000只白鹭和灰鹭。最后决定在机场选址附近的九段沙人工再造了一个滩涂，实行“动物大搬迁”，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避免了因动物闯入机场而对飞行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如有一份幸运，世界将添一片异彩。”上海申办世博会带给环保以历史机遇。这份来之不易的幸运属于生活在城市中，关心生态、宣传生态保护的每个公民。上海中心城区兴建11个大型绿地，看似损失颇多，但是却盘活了房地产市场；几个晨练的老人上书呼吁保护吴淞口湿地，后来促成了上海市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变环保立法的“人治”为“法治”。

　　一桩桩都市生态保护的新鲜事，反映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循环正在逐步形成，而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态步伐，正是全国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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