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剑芳

　　拟议中的《婚姻法登记条例（草案）》中有关取消婚检的条款，遭到部分人特别是医疗界人士的坚决反对。有人在11日《南方都市报》撰文《为什么有医生反对取消婚检》，认为这不过是对“婚检取消意味着医院失去了这块‘奶酪’”的反应，并说只要婚检是必过的一道坎，单凭医生自律，无法避免腐败的发生。

　　笔者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位先生对医院方面坚持婚检是对新人及其后代负责的说法颇不赞成，指出，“只有自己才会对自己的健康最负责，对自己的爱人最负责，对自己的后代最负责。”从理论上看，这话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呢？近两年来，国内有关连体婴儿分离成功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但那些连体婴儿又是如何接二连三出生的呢？进行孕期检查，是保障孕妇和胎儿健康并杜绝先天性严重病残儿出生的重要措施。按理说，那些“最负责任”的人，应该坚持孕检。倘如此，连体婴儿根本无从出生———要知道，对于明显的连体畸形，B超完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报纸报道的几乎所有的连体婴儿，根本就没有做过孕期B超检查。一个人或多数人自觉，并不等于所有人都自觉；但缺陷婴儿出生的后果，却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重治轻防，是国人的一大弊病。但偏偏有些病是易防难治的，比如那些列入计划免疫的传染病。前段时间广东部分地区流行的乙脑疫情，相信大家还有印象吧？其爆发流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长为了节约区区3元的疫苗接种费用，不得不在发病后东挪西借花费万元巨资进行抢救。大多数的遗传性疾病，同样难以治疗，但可以通过婚检筛查指导生育予以防范（某些遗传疾病只传男或只传女）。再如广东最常见的地中海贫血（重型地中海贫血患儿不仅需要终生输血，而且活不过20岁）。由于医学科普的现状以及国人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过分相信国人的“自觉性”，绝对要吃大亏。

　　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笔者也确实相信这样的看法———即便取消婚检，大多数人也会去婚检。果真如此，这就意味着医院并不会因此减少婚检收入———无非是从以往的“强制”变为“自愿”而已。而有关“婚检费用每人116元，婚检取消意味着医院失去了这块‘奶酪’”（《扬子晚报》8月9日）的说法，也没有根据。事实上，婚检收入在任何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收入中，连1％都达不到，医院又何必在这个问题上神经过敏呢？

　　婚检之所以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完全是由于管理失序，而非其内容的不足。针对广东某市婚检项目中包括身高、体重、视力等，这位先生质问：“这些项目与结婚、生育何干？”照此说法，我们到医院去看感冒，医生登记男女性别、年龄岂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一些有关个人的基本情况，在任何一项体检中都可能存在，而且高度近视对于后代的影响，已经被医学实践所证明。似乎生育只与生殖系统有关系，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医学常识。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反对者之所以以医生为主，完全是由于专业知识的问题，而与“奶酪”无关。其实，此类问题前段时间在中央电视台有过讨论，参与的医学专家就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我们是否可以说，赞成取消就是高尚，反对取消就是卑鄙呢？医疗界确实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笔者作为一名医生同样深恶痛绝，但这并不意味着医院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都与利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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