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以《“冷漠”的底价是10元吗？》为题，报道了这样一条新闻：市民张先生突发心脏病瘫倒在地，围观数十位市民无一救援，无奈之下，他掏出10元钱，请别人联系医院，才捡回一条命。为此，本报特开通热线电话，引来众多市民参与讨论。昨日，本报开通的热线电话一直响个不停，不少市民就自身类似经历谈了对于“冷漠”这个话题的看法。

　　从这些截然不同的看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当前应该去做的不是猛烈地抨击这些“看客”，怒讨他们的冷漠无情，而应该好好地反思我们是不是该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使有些市民从“看客”的角色转型到“救助者”上来。

　　讨论：我们是救还是不救？

　　市民叶先生说，1969年7月份的一天中午，他和厂里的几名同事来到江心洲游玩，发现一名大约20岁左右的小伙子在江面上上下扑腾，情况非常危急。他立即跳下水救起该落水男子，并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十分钟后，人终于救了过来。事后，其父母来到他家中，几乎都要跪下来感谢。叶先生感动地说，救人时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后顾之忧，人们在珍惜自己生命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他人的生命。看到这篇报道，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现在我年纪大了，但如果我以后还遇到这种情况，我仍然会去做。”

　　境遇相似的陈先生是一名汽车司机，去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他开了一辆摩托车经过大方巷的时候，迎头撞上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因为速度较快，在巨大的撞击惯性作用下，他整个人都飞了出去，当时他浑身都是血，围观的群众很多，但没有一个人帮他拨打120或110，后来还是肇事司机把他送到了医院。经历了这件事情，陈先生说，我觉得自己对这起“冷漠”事件很有发言权，因为只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才能体会到“无助者”的苦楚，那时他们最迫切希望的是：你能伸出一双温暖的手。人都有良心，陈先生说：“出于本意，我是会去救那些‘落难者’的，不管将来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我仍然会义无返顾。”

　　骆女士的丈夫是个受害者，今年4月份，她和丈夫一同来到江苏武进打工。周末，他们来到当地的一家舞厅跳舞。一名当地的小混混频频骚扰一位跳舞的“美眉”。出于好意，骆女士的丈夫就上前指责了对方几句，没想到，小混混挥拳便打，她丈夫当场就被打掉4颗牙齿，到现在，当地的派出所、检察机关都没有什么说法。他们现在很后悔当时做了这件好事。

　　家住鸡鸣寺的陈先生说，政府有责任来引导正确的价值取向，在生命危急的时候，掏10元钱来给搭救自己的人作为报酬也不为过，就是掏200元也是应该的。这不是讲不讲社会责任心的问题，有时候社会就这样。

　　无锡的黄女士打来电话说，别人生命有危险，肯定是要救的，哪怕是打官司，因为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就是有了什么意外，我想家属也是能够理解的，何况，付出总有回报。

　　提倡见义勇为措施应全面

　　不少来电参与讨论的市民认为，倡导见义勇为，除了直接的奖金激励机制外，还需配以其它的补偿机制、保障机制作补充，只有这样才可能收到令人满意的社会效果。只有这样，才有望使见义勇为真正成为一种社会主旋律，不至于让冷漠、麻木以及“看客”之类的词语占据社会舞台。而如果我们的讨论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的谴责，恐怕在我们这辈的有生之年也看不到这样一幕：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每个人都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一名叫欧阳兆标的市民给本报来稿说，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限于对“看客”的埋怨、责备甚至痛骂，而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去醒悟、去反思。加强道德建设、提倡见义勇为固然重要，但最根本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健全我们的法律制度上想办法、找对策。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依法治国。假如我们的法律健全了，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那一天，见义勇为者就会因自己的切身利益可以得到保护而逐渐增多，“围观者”就会因“见义不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大大减少。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吴亦明教授得知昨天的讨论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种现象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挑战。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助人为乐，帮助病危的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项传统美德，出现有偿救助这种现象与市场经济带来的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是分不开的，我认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相关教育的宣传是很必要的。一个好的社会风气，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形成的，对这些救助他人的好人我们要有配套的社会保障措施，不仅仅在金钱上，更要在精神上。

　　本报见习记者 周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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