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路75号大院（下）
那年月，为了十块钱，居然也能惊动派出所来破案。事情是这样的：王家来了一位乡亲暂住两天，这乡亲是个女戏子，过去叫“粉头”。王大妈打发十来岁的女儿由这人陪着去买粮，过了一会儿，这人苦丧着脸领着哭哭啼啼的女孩回来说十块钱丢了。王大妈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因为出门时，她明明把十块钱夹在粮证里，又卷进面袋里，而面袋和粮证好端端的，十块钱却不翼而飞了。于是，王大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民警一分析，疑点集中到这乡下女人身上。于是就叫去审查，审来审去她就招供了，脱下鞋，从裤子里掏出偷去的钱，并一再央求王大妈保释她。王大妈怕她含羞寻了短见而不敢让她住在家中。民警说：“大娘您放心，这种人是不会寻死的。”王大妈这才勉强留她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这个人就离开王家去了东北。
那时候，文化生活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关，也是极度贫乏的，整条后街，只有住在井台边的林家有一台收音机，电台里边播小说如《平原枪声》、《枫橡树》等，爱听广播的人只能凑到他家去收听。大院毗邻的军营有时放露天电影，放映机白天拉进军营，早被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全院，孩子们更是兴奋地奔走相告。天一黑，男孩子就去爬墙钻洞，女孩子们则三五成群地到军营门口缠着站岗的哨兵，甜言蜜语不住地央求，碰到好说话的放你进去，遇到难说话的，任你说尽好话也是白搭。那年代，过年的年味特别浓。年三十的鞭炮，是孩子们最大的兴奋点。五更刚过，家家挑出鞭炮比着放，谁家放得又长又响，谁家的喜庆气氛就高人一筹。鞭炮一响，成群的孩子就欢叫着蜂拥过去瞧热闹。一挂鞭刚放完，地上还烟雾腾腾闪着火星，孩子们便一窝蜂地拥上去，满地捡未响的残爆竹。有些大胆的孩子，一挂鞭还没放完，就瞅准落地未响的爆竹冒险伸手去抢。吴大爷让儿子挑着放鞭，他自己站在一旁督放，手里拿着一枚枚叫“沙口”的大爆竹，点着不住地往地上扔，用以驱吓那些抢残爆竹的孩子。
大年初一，左邻右舍的孩子成群结伙地挨家拜年，口里嚷着“大爷、大娘过年好！”得到一粒糖果就喜滋滋地装进口袋里。那时候，家家户户揭年画、挂月份牌，月份牌相当于今天的挂历，有一本杂志大小，上面有图画，下边有日历本。院里有位姑娘善画仕女画，买不起月份牌的邻居争相请她画一幅“嫦娥奔月”或“天女散花”，粘在硬纸壳上当月份牌。记得有家墙上贴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握手的年画，孩子们对大光头赫氏指指点点地嘲笑，立刻受到大人的严肃呵止。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厂里排出的工业污水使东沟变得污浊不堪，后来沟底垃圾狼藉无人过问，原本流着清清溪水的沟渠渐渐变成了一条臭水沟。“文革”以后，院里盖违章房成风，七高八矮的小房使院里本来就不宽的街道变得愈发狭窄。到了九十年代，对东沟进行了改造，在沟上进行了架构处理，上面盖起了房子，沟渠被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与拆迁后的登州路75号大院一同消失无踪了。（注：作者系青岛市市级粮食储备库干部）（明日请看“广西路14号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