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德新 李志林

　　编者按：一场秋雨，终于使全省上下为之心焦的旱情得到了缓解。旱象基本解除之后，那一段高温大旱的日子不应当仅仅成为一种记忆。直面灾害警示，努力提高避灾抗灾的能力和水平，已成为不容回避的课题。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系列报道《高温大旱的警示》，以期吸取经验教训，增进思考，改进工作。

　　8月14日，虽是一个阴雨天，澧县盐井镇老农潘一开站在水渠边，一会儿抬头望望天，一会儿低头望望水渠。愁容满面的他对记者诉苦：“7月初，眼看着就要收割的早稻被大水冲毁了。前段辛辛苦苦抢插的晚稻，现在又缺水快枯死了。连着几个阴天，老天爷就是不下雨。这水渠里的水就这么几滴，还到处漏。”末了，他叹了口气：唉！要是能把前一段下的雨留到现在用就好了。

　　前涝后旱，潘老汉的遭际只是我省成千上万农民在特大旱灾中的缩影。7月上旬，来得急去得快的水灾给湘西北造成巨大损失，而几乎与此同时，持续长久的高温干旱，从南向北蔓延开来。8月初，我省最大的河流湘江在衡山县几可见底。在湘中、湘南的一些山区，老百姓为喝上一口水跑十多里路，已不是什么新闻。全省有数百万城乡居民出现饮水困难、2000多万亩农作物受灾。因缺水给城乡经济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虽然还没有最后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惊心的数字。

　　大旱是对人的一种考验，更是对我们抗旱设施及能力的考问。

　　特大旱灾暴露出我省对水资源调控手段的不足。从总量来看，湖南似乎并不缺水，相对而言甚至是一个水资源大省，平均年水资源总量达1630亿立方米，居全国第六位。但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水资源最丰富的桑植县年人均水资源量1．6万立方米，而衡邵干旱走廊中的邵东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1100立方米，两者之间相差14倍。由于我省三面是山，降雨产生的水量大部分都流向了洞庭湖，致使北涝南旱现象经常发生。为了对付水旱灾害，我省曾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目前，我省共有1．3万座水库，总数虽占全国总量的七分之一，但病险水库达6092座，且四水上游缺乏关键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对拦蓄水资源、均衡水资源作用不大。洪涝季节的降雨，绝大部分变成了滚滚洪流，注入洞庭湖，流入大海。

　　灌溉设施严重老化，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据了解，我省拥有设计灌溉面积万亩以上的大中型灌区343处，总设计灌溉面积2063万亩，几乎占了全省耕地的一半。如果利用保护得好，乡村旱情不至于如此严重。而采访中，各地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反映，灌溉系统中，渡槽开裂、渠道防渗衬砌率低，渗漏严重、涵闸淤塞是普遍现象，造成灌溉水的大量浪费。

　　全省17处大型灌区有15处已经水利部审定，干渠衬砌率仅38％，支渠衬砌率更低，为16．6％；重中之重的大型灌区尚且如此，中小型灌区就可想而知。双牌灌区干渠全长95．6公里，上中游防渗衬砌达40公里，是我省最好的灌区之一。今年抗旱期间在渠首流量每秒22立方米的情况下，干渠全程渗漏损失的流量每秒仍达2．5立方米，一天损失水量就达21．6万立方米。据水利部门测算，我省大中型灌区渠系的水利用系数仅在0．42－0．45之间。截至8月10日，全省343处大中型灌区输水到田间的渗漏损失水量高达28．3亿立方米，占渠首输水总量的57．3％。

　　当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灌区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抗旱的要求。有的灌区在管理上一竿子插到底，结果什么也没有管好；而有的走向另一个极端，连干渠也没有人管。灌区的水费一般由乡镇代收，有的乡镇却将其作为一项收入截留、挪用，上缴灌区管理单位的没有多少了。一些灌区形容自己是管水放水不收费，给多给少靠“乞讨”。

　　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答案是重视不够，投入太少！长期以来，我们对防汛十分重视，这当然没错，但对抗旱却没有足够的认识，随之而来的就是抗旱工程投入较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灌区水利每年的投入就有“一亩田一元钱”的说法。据统计，近5年来，我省对大中型灌区配套工程投资为3．78亿元，平均算起来和以前比没有什么增长。这些钱都是国家、省里投的，市、县还应安排配套资金，但配套资金往往难以落实。

　　对这次特大旱灾暴露出来的问题，水利部门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抓好防汛的同时，如何提高抗旱的能力、丰富抗旱的手段？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在继续抓好洞庭湖及长江干堤防洪工程建设的同时，四水上游应及早修建一批以灌溉、防洪为主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及配套设施，达到拦蓄水资源、均衡水资源的目的。大中型灌区要以内涵发展为主，加大灌区改造配套力度，提高有效灌溉能力。据初步规划，全省大型灌区累计需要投入工程配套资金60亿元，问题是这笔资金在近几年内能落实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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