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炯

　　“国际论坛”发表的《中日如何走向“普通关系”》（8月1日）和《中日要看历史也要看未来》（8月7日）两篇文章，都颇具启发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5年之际，出现了对两国关系的现状的担忧。中心问题是：如何解开历史认识问题的结，使之不再成为两国政府间外交往来和两国社会相互理解过程中的前提？

　　历史认识问题是一个国家推动对外关系所不可避免的问题。中国是日本向外扩张的受害国。中国政府就历史认识问题，对日本政府提出要求，是在中国国民中引导形成国家/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战后，一方面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强调相互之间长期友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中日之间就日本如何处理与战争相关的具体事件（靖国神社、南京大屠杀等）上一直有争议。虽然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了，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定方面的共同责任增加了，但历史认识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终结。

　　两国政府和社会似乎都存在一种期望，以为历史认识问题解决了，两国关系就一帆风顺了。这种期望，是在中、日两国都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背景逻辑。

　　在思考中国的对日关系的时候，我们既要避免将日本的任何对外政策变化都与历史认识问题挂钩，又不能回避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存在一种背景逻辑：历史认识问题解决了，中国便可以接受日本对华政策和对外政策的所有行为。我们不能让自己处于一个继续等待日本政府把历史观改变到我们所期望和要求的正确方向和程度来的局面。与此同时，认为中国通过主动减轻对历史认识问题的要求便能换来双边政治关系顺利发展的逻辑也是不成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日本继续在寻求改变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努力可能受到右翼势力的支持；中国用“新思维”处理双边政治关系，并不一定能获得我们所单方面期望的收益。日本的对华、对外政策，终究是日本国内政治变化的结果，而双边关系仅仅是影响其国内政治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我们更重要的着眼点应该是：日本将其历史认识问题放在一边而推行的对外政策，在哪些方面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存在共同点，在哪些方面存在冲突？日本在处理地区乃至全球事务时朝着一个“正常国家”方向的努力，有没有，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有中国和其它的亚洲邻国可以接受并鼓励之处？对于日本向境外派兵问题，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中国应着眼如何通过利用并参与制定国际间境外军事活动的行为规则，避免日本在其海外用兵的行动变质。也就是说，中国应当从评判或批判日本的行动转向参与国际安全事务规则的制定。

　　总之，在思考中国的对日政策时，我们应该更加主动一些。这种主动，并不排斥我们对日本处理历史认识问题的关注，而是将具体问题放在当今国际政治的具体环境中加以研究而提出对策。这样做，也同时在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之间找到一个平台，以推动中日关系在双方都能找到共同利益的领域发展，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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