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古根海姆”，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馆让我非常失望。当然，我指的不是它的建筑，那曾经让卡尔维诺狂热支持和赞美的旋转攀升的“塔”，其实也并没有给我带来巨大的惊喜，在想象中它应该更奇异和完美。我不喜欢的也不是那些馆藏的展品，如今，事隔几个月，我几乎想不起那些展品都是些什么。假如时光倒流二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古根海姆邂逅相逢，我想我会欣喜如狂，我甚至会成为它所代表的艺术理念和思潮的虔诚信众，但是晚了，我晚来了二十年，一切都不同了。

　　后现代艺术将要走向何处这话题，是来到美国后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它究竟是打破了艺术的边界拓展了人类自由的想象，还是以“解构神话”的名义将艺术引进陷阱？古根海姆印证了这疑虑，我看到一个肢体和器官的世界，人们正在用艺术的名义建构肢体的霸权，你可以说人对于自己的认知和好奇和探索无穷无尽，你同时也可以说“人”正在退出这个“肢体”的世界。

　　人的“身份认同”、“性别认同”，几乎是今天的艺术家关心的唯一的问题，印证它的方式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千篇一律，比如，最常见也是最经典的，用颜料将自己一遍遍涂黑、再涂白、再涂黑，不厌其烦……从来还没有一个时刻，艺术家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如此自觉自愿地众口一词过。他们挖空心思以彻底颠覆的方式证明着以他们为代表的人类想象力、人类心灵的苍白和贫弱。于是，到处是窥视的眼睛，艺术家充当了窥伺者的角色，他们窥伺着人在最私密最放松或者最尴尬的状态下的种种情状，摄影机就是他们的第三只眼。比如，一群美丽的女人，女模特，被关在一间大厅里，裸着，身上一丝不挂，却穿着奇高的高跟鞋，如同锥子的鞋跟、与盛装匹配的鞋跟，此时全力支撑着一个私密的裸体，摄影机躲在看不见的角落里，记录着裸体女人被高跟鞋折磨、折腾的种种苦态。摄影机在这里，就像上帝的眼睛，而摄影机后面的那个人，那个艺术家，又是什么？后现代艺术宣称要打破艺术的等级和界限，要颠覆贵族的精英的艺术，也许这是上世纪最大的一个谎言，它以平等的名义，嘲讽着人的智慧——这是上帝干的事。

　　走出古根海姆，我一直在想，我们正在失去什么？这话在我心中盘旋如同丧钟和哀乐。我甚至感到绝望，天又正好下着雨，纽约在哭。雨中我们走进了“惠特尼”，噢，谢谢惠特尼，它救了我，在惠特尼，我认识了这个叫爱德华德·霍普的人，我撞上了他，一个从前我不知道的美国画家。在绘画史上他是否有名，他曾画过些什么，还有，别人怎样评价他的画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毫不知情的、心情最灰暗的时刻站在了他的画作前，我看到了我们流逝而去的那些东西：夕阳、铁路、空无一人的小镇、南加州明亮的早晨、循规蹈矩的男人和沐浴着阳光的慵懒、健康、嘴唇丰满性感的女人，他画出了我渴望看到的，他画出了“告别”的伤痛。

　　他的夕阳，他的铁路，他的星期天的小镇，他的景物，和从前那些风景画大师们截然不同，他的风景中有着我们所稔熟的世俗生活的气息，却又远远地超越了生活。我惊讶他怎么就不动声色地画出了如此深切的怆痛，画出了——流逝，它们明明在场，可是正在流逝而去。仿佛，它们知道下一瞬间将要来临的是什么，它们在寂静中在貌似漠然中抗拒着那将要到来的，它们抗拒着整个沸腾的、心灵萎缩的二十世纪。

　　稿件来源：上海《文汇报》作者：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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