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签署第386号国务院令，公布《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制定这一条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乡村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加强乡村医生从业管理，保护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保障村民获得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新华网北京8月17日电）

　　据卫生部提供的数字，至2001年底，全国有乡村医生102.2万人，46岁以上乡村医生占乡村医生总数比例约为33.47％，45岁及以下的乡村医生接受正规化、系统化教育合格者比例为82.24％，有21％的乡村医生通过多种途径参加教育培训，取得了中专学历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则显示：1999年岁末全国乡村人口87017万人，占69.1%。

　　这里罗列的不只是一些枯燥的数据，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分布框架。全国有将近70%的人口在农村，而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在全国卫生技术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30%。农村是健康传播极其贫乏的地区。在这些数据中没有列出东、西部人口和医疗保健机构分布情况的比较。但根据常识可以推断这种分布也是失衡的。西部人口较少，医疗保健事业相对薄弱，使得西部成为健康传播易被忽视的地区。

　　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公众卫生健康，而公共医疗行业作为维护公众卫生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其意义更加突出。在非典时期，我们曾对大后方的乡村医疗防线不无担忧，这种担忧是基于我国乡村医疗行业存在的诸多现实困难：资金还比较缺乏、设备相对落后、乡村医生素质参差不齐乃至某些地方政府对乡村医疗还存在某种认识误区，所以我们担心一旦遭遇大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对薄弱的乡村卫生医疗基础能否承受。

　　经过近30年的奋斗，尽管我国的乡村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在这一领域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整体水平与国际上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我国乡村民众人均医生拥有量上，更体现在乡村医生的专业化培训程度上。由于现实条件的约束，我国乡村医生基本上承担着“全科医生”的职责，无论内科外科，一般性疾病都是由他们负责。但如果知识缺乏，就可能造成“治病反成害”的结果，美国一份医疗杂志就指出：美国使用抗生素非常谨慎，不到逼不得已绝对不用。而中国的乡村医生，经常喜欢采用抗生素治疗。结果是：培养了很多抗药性的细菌，降低了国民的抵抗力。而某些滥竽充数者夹杂其中，更造成了不少医疗事故。

　　政府对百万之众的乡村医生进行整顿规范，用法规引导他们走向正规发展的道路，确实是大势所趋。按照条例，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医学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适应农村需要的医学学历教育，定向为农村培养适用的卫生人员，也就是为乡村医生提供接受正规培训的途径和方式。

　　乡村医生的素质提高要依靠专业培训，其积极性需要得到有效的激励，民间资源的激活也需要一套制度的保障，这些都要求政府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在新条例中，我注意到这些方面的规定有些语焉不详，如果仅仅让乡村医生自己为培训“买单”，恐怕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政府相对充足的财政投入是乡村医生正规化的首要前提，比如一年经费大概需要多少，中央和地方各自支付比例是多少，这些问题虽然没有提及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一个详细而合乎客观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投入划分方案，就有可能出现“只听楼梯响”的尴尬，这种现象在以往某些新条例出台时也曾经遇到过。从国际上看，各国乡村医生培训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如美国联邦政府用于乡村医生培训系统支持经费已经从2001年的6700万美元增加到1．5亿美元，因此，中央和地方明确各自的财政投入比例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当然，乡村卫生医疗体系的完善绝非一朝一夕，它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网点建设以及设备改进，但人的素质总是列第一位的。按照“轻重缓急”原则，我认为政府首先应加大对乡村医生专业培训的投入及援助力度。当百万乡村医生变得更加训练有素、掌握了更多医疗知识时，他们就能为9亿中国农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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