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周瑞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最近因在某次博士论文评议中否决了一篇论文而成为新闻人物。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6月，周教授应朋友之邀，作为同行评议人评阅博士论文，当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认真阅读和思考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后，感觉“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论文作者是自己的朋友、同事，“理应高抬贵手保其过关”，但他又“实在不忍心作违心阅评，有损学术良心”，经过反复斟酌，对该论文行使了“否决权”。

　　周瑞金教授坚守良知的选择，得到媒体和时评家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在向学术领域内泛滥的庸俗之风和腐败之风挑战，向学术评议中的顺水推舟、成人之美、虚饰、拔高、面子、感情等“说不”。确实，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周教授的确非常值得敬佩。不过笔者认为：对于根除学术领域内的庸俗风气，周瑞金可敬而不可取，可遇而不可求。如果道德说教对每个人都能起到“魔弹”效果（一发即中），这个世界就不需要警察、监狱和法官了。理性的社会中，一切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应该从制度中去寻找。

　　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论文评议涉及作者的切身利益（能不能拿到学位），导师评议又起到很大的作用，周瑞金作为论文作者的同事和朋友，理应回避，或者他“被邀参与评议”应该得到评议制度的禁止。可现实呢，这么一个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的熟人，竟能“受朋友之邀”参与论文的评议，这是什么样的评议制度？连最基本的熟人回避都不讲了！难怪现在博士、硕士论文那么好过，原来都是些熟人在搞评议！难怪现在从象牙塔中流出来的水货博士硕士一大堆，原来都是些熟人在把关！

　　不错，周瑞金没有把自己当成“熟人”，铁面无私地行使了否决权，这种精神很值得赞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彻底地把这位同事兼朋友得罪了。他得到了公众的掌声，但将背上“对不起朋友”的心理负担，这就是他为什么觉得“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如果他与论文作者素昧平生，根本没有必要权衡什么。

　　显然，这种学术评议缺乏最基本的回避制度的约束。回避制度的缺位，导致了学位评审和学术评议中的制度性腐败：论文答辩的普遍做法是由导师决定、约请评议和答辩专家，一些导师为了让学生顺利过关，就约请与自己的学术观点接近和好说话的专家来参加评审；有些评审专家受人之托也往往将答辩变为友情出演，答辩走过场，不合格的论文也被放过。关于学术评议中的回避制度，1999年“长江《读书》奖”评比中围绕《读书》执行主编汪晖是否有资格参与“评奖”和“获奖”，学术界曾有过激烈争论。西方社会的学术体制中有一套完备、严格和成熟的回避制度，比如通行的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导师回避制等。在德国和法国，论文不但匿名评审，还有一个复议期，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可以挑毛病，尽量排除人情的干扰，以使答辩比较公正、客观。

　　试想，一个制度让人担上“对不起朋友”的心理负担，承受“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的心理煎熬，它是好制度吗？一个制度把公正的结果系于人的道德水准，是好制度吗？周瑞金是豁出去了，也熬过来了；然而，更多的博导们在进行心灵选择和道德衡量时没能熬过去，选择了违心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是缺乏回避理念的评议制度产生的制度性道德失范，周瑞金的选择只能算这种蹩脚制度下的另类。所以，我们必须要制度不要周瑞金；周瑞金固然好，却可遇不可求，只有制度才能让公正的结果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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