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

　　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日文学交流的时候，一位世纪老人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曾先后6次到日本访问，结识了许多日本朋友。

　　1934年11月21日，30岁的巴金化名“黎德瑞”去日本留学，当时巴金已是著名的青年作家，为什么要去日本呢？他说：“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对一些新奇事物也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丏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神·鬼·人》）。但是巴金仅在日本待了10个月，就愤然回国，没能学好日语。他说：“第二年4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凌晨，几个穿西服的刑事破门而入，搜查了我的住处，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后来我的朋友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约我担任编辑，我便提前回国，还根据这几个月的经历写了3个短篇《神·鬼·人》。遗憾的是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学好日语，不能用日语直接与日本朋友谈心。”（《我和日本》）。

　　巴金在日本期间，除学习日语外，还写了不少散文寄回国内发表，后编成散文集《点滴》。

　　巴金不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他精通英语、法语、俄语和世界语，有《巴金译文全集》10卷，约300余万言，但由于“失去了学习日语的劲头”，在他的译著中，日本的文学作品很少，只有两篇短文和3个剧本，而且是从世界语转译的，因此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遗憾。

　　时隔26年之后，即1961年3月，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领中国作家去东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第2次访问日本，巴金非常激动。那时中日两国没有邦交，访问处处遇到阻力，但到处有援助的手，他在日本人民中间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情。在这次访问中，他结识了著名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家、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中岛健藏先生。第一次到井上靖先生家里做客，开始了与井上先生20多年的友谊。同时还会见了川端康成等作家。

　　1962年8月，巴金作为参加第8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访日。在这两次访问中，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日本作家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奋斗精神，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深深激动着他的心，他一连写了11篇情文并茂的优美散文，结集为《倾吐不尽的感情》。

　　1963年11月，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领中国作家访问日本，在日期间会见了多位日本著名作家。巴金说：“一连3年，我怀着以文会友的心年年东渡，每次访问都结交了不少真诚的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联系起来。”

　　巴金一直关心中外文学交流，特别是中日间的文学交流。巴金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而《随想录》的第3篇文章，就是巴老的大声疾呼：《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可见巴老对中外文学交流的关注、支持和殷切希望。

　　1980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巴金第5次到日本访问。巴金本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但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破例于4月4日在东京朝日讲堂发表了《文学生活五十年》，4月11日在京都会馆中国作家代表团来日纪念文化讲演会上，发表了题为《我和文学》的讲演。前一篇讲稿，是巴老在国内写好带来的，后一篇是巴老在旅途中赶出来的。他不顾旅途劳累，边走边写，终于写完了讲稿《我和文学》，篇末写的日期是：4月9日凌晨1时在广岛写完。

　　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

　　这两个讲演会盛况空前，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坐在中间的过道上，会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在这些听众中，有一个人叫石上韶，他后来成为巴金那五卷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的日译者。石上韶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后从事新闻工作，退休后开始学习中文。他去朝日讲堂听巴金讲演，本想练练听力，但巴金的真诚打动了他。有一天，他偶然走进一家书店，发现了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随想录》，买了一本很快就看完了，深受感动，于是开始了翻译，后由筑摩书房出版了日文版《随想录》五卷。

　　访日归来后，巴老写了3篇文章，记述这次难忘的旅行。1977年9月，巴老去虹桥机场为中岛夫妇和井上靖先生送行，告诉井上先生说，我读了你《桃李记》中写老舍的文章《壶》，井上先生很激动。后来巴老读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和开高建的小说《玉碎》，感到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悲剧比我们更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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