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庆案凸显法律体系整合的重要性社评

　　刑法分则的各个部分需要优化，但当务之急是要依据刑法所必须援引的经济法和民商法，对个案作出科学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立法部门应该对刑法、经济法和民商法进行彻底的整合，避免在立法中出现各个法律自说自话的情况出现。

　　在被羁押了420多天后，刘晓庆被取保候审了。这预示着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刘晓庆的行动自由还将受到限制。

　　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知道，刘晓庆涉嫌税务案件。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涉税的罪名有十多个，人们不知道刘晓庆是触犯了一罪还是数罪，也不知道刘晓庆涉嫌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在林林总总的报道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提法。

　　我国新刑法对经济犯罪的罪状描述非常简约，在处理相关犯罪案件时，司法机关必须倚重国家颁布的经济法律和经济行政法规。就刘晓庆一案来看，司法机关必须依据税收征收管理的规定，对行为人的适法性作出判断。而税收征收管理法对什么是偷税什么是抗税已经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因此，司法机关在罪行的认定上不应该有太多难题。刘晓庆如果涉嫌单位犯罪，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在法律上也应该是清晰的，不应该在司法界产生大的分歧。

　　在刑法中，关于单位犯罪，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外，还要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假定此次司法机关侦办的重点是晓庆公司的犯罪活动，作为董事长的刘晓庆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有人认为刘晓庆虽然是公司的董事长，但她不具体负责公司的经营业务，而只是在艺术上把关，所以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这样的说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国法律的弹性就未免太大了些。法律在追究一个自然人法律责任的时候，不仅仅要看他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看法律上规定他必须做些什么。

　　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股东会和董事会享有绝对的权利，在法律严格奉行股东会中心主义和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公司的董事长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公司法的具体条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在实际操作中，董事长的有些权利可以通过章程及授权委托书让渡给经理或其他人员，有些权利则是无法让渡的。这是作为公民的自然人和作为董事长的自然人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譬如，关于公司制定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的问题，关于公司的税务安排问题，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董事长不得随意将权利让渡给公司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这不是公司法等民商法决定的，而是会计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决定的。我国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如果公司的董事长以自己不懂法或不屑参与公司的财务税务管理为由，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如果企业的董事不参与管理因而就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郑百文”董事陆家豪先生的处理就是错误的。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在涉及到民事权利的领域可以让渡自己的权利，但在涉及到会计税务等问题时，不是放弃权利的问题，而是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规定的。

　　其实，中国刑法是和经济法、行政法和民商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譬如，中国的公司法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中国的刑法中就出现了严格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在中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出现了偷税和抗税规定，刑法中就规定了偷税罪和抗税罪。在罪刑法定的总原则限制下，中国的刑法分则具体化了，但是，由于对中国现行的民商法和经济法梳理不够，因而在刑事立法中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规定。这些规定为自由解释刑法规则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刑法一遇到具体的案件往往引起众多非议的原因所在。刑法分则的各个部分需要优化，但当务之急是要依据刑法所必须援引的经济法和民商法，对个案作出科学的判断。从根本上来说，立法部门应该对刑法、经济法和民商法进行彻底的整合，避免在立法中出现各个法律自说自话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法律不是太多了，而是有些乱。中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统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本报特约评论员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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