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红心,两根脚筋,三顿碰饭,四处安身,五谷杂粮,六亲不认,七上八下,九(酒)快人心,打满十分。”一名选调生曾诙谐地用这样的话来总结自己在基层的生活。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许在别人眼中,他们头上罩着一层耀眼的光环,但对这些身在基层的年轻人而言,选调生这个简单称谓的后面,更是一种勇气,一种责任。

　　身上还留着书本扉页的馨香,心头还留着绚丽的梦想,从知识的殿堂来到基层,开始了人生另外的课堂。在这里,每一名选调生都用别样的方式,划出自己人生旅途中闪亮的轨迹。

　　选调生在基层的日子,有风有雨,有苦有乐。之前我们已得悉他们的许多事迹及其有关的介绍,但那都是别人告诉的,我们无法深刻体会到其中的真实与精彩。不久前,我们走进了蜿蜒盘旋的大山深处,来到贫瘠却不乏炽热的黄土地上,来到选调生中间,追寻他们成长的足迹,聆听他们成长的故事……

　　大山的夜里，曾留下多少艰难的抉择

　　为何要放弃都市的繁华,摒弃物质的享受?只因为心中那燃烧的青春,只因为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段彰厚,这个1993年从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的优秀大学生,也是当年校园里有名的“书商”:他用打工赚的75元钱,在学校里摆起书摊租书。“生意”高峰时“兼并”了校园内的8家书摊,日营业额达200多元。成了校园“富翁”的段彰厚经常拿钱资助学校里经济困难的老乡和赞助班上开展活动。毕业时,省城有几家单位都争相要他。当得知省委组织部要选调毕业生到大方工作时,他却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有机会留在城里工作而不珍惜,段彰厚的选择使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好友一气之下接连写了3封信,从苦口婆心相劝到大骂他“疯子”,也没能挽回他的决定。

　　“我总感觉到自己和老家大方县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于是毕业前自己就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回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讲述自己的故事,段彰厚神采飞扬。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这对那些身上还带着浓浓书生味的选调生而言,面临的考验除了条件艰辛外,更大的考验还是适应基层的工作环境。刚到大方县羊场镇当人事助理时,段彰厚的激情每天都是燃烧的,虽然后来工作地点从羊场镇换到文阁乡,工作职务也从人事助理变为乡长助理,一天跑几十里山路抓计划生育、天天泡在地里指导农民种植庄稼以及被不理解的群众威胁、打骂等事都经历了,但段彰厚每天依然快乐地活着。

　　快乐是为自己的理想,也为当初的选择。

　　没想到快乐的天空有时也会遇到阴影:在羊场镇负责办公室工作时,面对机关懒散的作风,段彰厚决定着手整顿。有一天,经常不按时上班的县某局长的儿子被他照章办事扣了工资。没想到这样一来却惹上了麻烦,不但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而且乡里的领导对此也颇有意见,最后这人的工资非但没扣成,段彰厚还被批评了一通。还有一回,段彰厚因工作得罪了一名年长的干部,这人喝醉了酒,借故跑到办公室来破口大骂,这时段彰厚却从旁观的同事眼中看到了幸灾乐祸的眼神。这两件事使段彰厚深刻感觉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孤独无助,与现实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大山里的晚上,星星满天,除了偶尔吹来的风声,静谧至极。自己的选择正确吗?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刻,难以成眠的段彰厚总是在拷问着自己。留在城市工作的同学们风光的模样不时在眼前浮现,但一想到自己当初的誓言,苦闷的心情又荡然无存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蒙军的身上。已是毕节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的蒙军谈起当初自己作为一名选调生在基层的经历时,禁不住感慨万分:“真的要感谢那段日子,是它给予了我坚强!”

　　1993年,蒙军作为一名选调生,来到毕节市最边远的青场乡。在乡里,蒙军不仅要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还要参与计划生育、税费征收等工作。面对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他不禁开始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怀疑:难道自己永远就这样下去了吗?现在的工作能不能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真正的体现?甚至有一段时间,蒙军经常把毕业证书都带在身上,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然而,真正有机会离开时,蒙军却发现自己已经难以舍弃脚下这片贫瘠却炽热的土地。几番思索与斗争后,蒙军最终选择了坚守。

　　在基层，成长的足迹坚实而稳定

　　地处月亮山区腹地的加鸠乡是闻名遐迩的从江香猪产地,而与香猪一样闻名的还有这里的落后与闭塞。加鸠乡境内山高坡陡,沟壑丛生,记者曾在这里走了一整天,但总路程没有超过40公里。而李建明却不一样,他是记者大学的同学,才来这里两年时间。他穿着“解放鞋”,一天可以走上百里山路。2001年,从贵州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李建明作别都市的繁华,作为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来到了边远的从江县加鸠乡。

　　“声音听得见,走要走半天”。恶劣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月亮山区的交通落后,在这里走上1里路,可以抵挡外面走5里,因此,李建明在乡里的每一天都只能用脚底板来丈量。刚来之初,李建明主要是协助离乡政府20里的加学村驻村干部工作,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驻村干部,乡里有的村寨离乡政府有50多里的山路,来回一趟要走整整一天。通常,李建明和乡里的其他干部一道,背着背包,带上干粮,走到村里一住就是一个星期。如果出发时还称得上是精神抖擞的话,那么回来时已是蓬头垢面。在乡里,李建明准备得最多的就是解放鞋和手电筒,这两样是走山路时必不可少的东西。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滑走,李建明也一天天成熟起来。虽然老家黎平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但刚来加鸠时还是听不懂这里的少数民族语言。而现在,虽然还不会说,李建明已经可以听明白基本意思了。

　　要讲物质条件,加鸠这里毫无疑问是相当差的,白天跋山涉水,夜晚翻山越岭。吃在农民家,住在农民家,这些李建明都克服了。“不管今后自己干什么,起码,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轨迹。在乡里,我学到了或许在其它地方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坚强。”在县政府办公室,记者与已调到县政府办工作的李建明交谈时,从他黝黑的面容上,我们再也找不出当初腼腆的痕迹。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除了物质条件与环境的艰苦外,选调生们在基层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事情,而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则会使他们迅速地成长起来。

　　见到唐兴全时,他正在村里指导农民种植一种叫“头花蓼”的中药材。看着眼前这个胖墩墩的年轻人,谁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在不同的岗位上干了几年了。

　　回顾在基层的岁月他说自己最难忘的要算那一次在村里遭人袭击的事了。那时,他刚作为一名选调生分配到水箐乡不久。一天,他和乡里的几个干部到中营村去搞计划生育工作,为避免惊跑计生对象,他们天还未亮就悄悄来到村里把人带走了,谁知出村不到两公里,就听见后面传来阵阵叫骂声。回头望去,只见几十个人打着火把、电筒追上来了。这些人边追边高声叫嚷到:“打死这些乡干部!”唐兴全与几名干部紧急商定,由他与另外一名干部留下做群众工作,其余的人赶紧带着计生对象赶到乡政府。

　　其他干部刚刚离开,这伙人就已赶到面前了,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就朝唐兴全他们扔石块。一时间,石块如飞蝗般压过来,砸在树上“砰砰”作响。从未经历过如此阵势的唐兴全一下被吓懵了,但他努力使自己心里保持镇定,并大声呵斥砸石块的人。不知是被唐兴全他们的镇定镇住了,还是这伙人本来就心虚,砸了一阵后,他们就停了下来。

　　事后,这些人受到了批评教育。如今已是朱昌镇党委书记的唐兴全虽然现在谈起此事来还有些后怕,但经过这件事后,他觉得自己一下成熟了许多,他说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从容面对了。

　　一名农大毕业生的小屋与他的梦想

　　在一个秋阳高照的好天气里,我们在惠水县高镇镇政府办公室见到了罗洪富。看着眼前这个脚穿“解放鞋”,身着灰旧衣服的年轻人,我们很难把他同从中国农业大学的毕业生联系起来。若不是旁人介绍,我们准会把他看作一个地道的村民呢。

　　罗洪富其实算是一个小“名人”,在中国农大读书期间就担任学校最大的学生社团————“农村发展研究会”会长。毕业时,他婉言谢绝了北京几家单位的挽留,毅然作为选调生回到家乡惠水。2002年4月,他因向母校中国农大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在惠水县农村工作的经历,竟然在中国农大引发了一场“青年人该不该把青春献给农业”的大讨论,中央各大媒体还专门对这场大讨论进行了报道。

　　在罗洪富包的赤土村,我们看见他新修不久的小屋。

　　驻村后,罗洪富发现这里适合种蔬菜,但由于农民种植蔬菜品种单一、老化,市场需求量不大,村里的蔬菜一直难以形成产业。他于是决定利用外地同学朋友多,自己懂得蔬菜种植的特长,从外地引进新品种试种。为此,他用上班以来所攒的全部工资,加上向朋友借的2000余元,租了村里一农民家的0．23亩土地建起大棚搞实验。为方便管理大棚,他在大棚边修建了这间小屋。

　　小屋总共用去3000多块砖,其中1000块是罗洪富出钱买的,另外2000块则是砖厂的老板送的,小屋也是附近几名乡亲帮助盖的。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被隔成两间,一间是卧室兼厨房,另一间是工具房。卧室里,几块木板用砖头搭起来就成了“床”,几个木箱横着成了“碗柜”,几张硬纸壳铺在头上则成了“天花板”。吃剩的饭菜随便摆在桌子上,引得苍蝇飞来飞去。而小屋内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那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书籍。工具房里被锄头、水桶等劳动工具堆满。

　　在小屋前的大棚里,我们见到了这个季节农村没有的西红柿、黄瓜、球茎茴香、冬汉菜等蔬菜。其中,黄瓜、西红柿等已开花挂果。这些新品种都是罗洪富托人从外地带来的。当初罗洪富也没打算做实验,但考虑到大多数农民担心种植蔬菜有风险,所以只好自己先试种给他们看,再推广种植。

　　大棚搞起来后,村里人没事总要来大棚里看看,甚至还有人趁罗洪富没在时悄悄来偷蔬菜回去学种。罗洪富对此不但不生气,相反,当有人再来时,他还睁只眼闭只眼,听任村民去“偷”。

　　新品种蔬菜试种出来后,罗洪富自己挑到街上去卖,趁机让人们认识新品种。为便于人们接受新蔬菜,罗洪富还挑些常规的蔬菜到街上去,把新品种蔬菜一起搭配卖,或者送给人们试吃。这一招真奏效,许多新品种蔬菜第一次上街时无人问津,但第二次挑上街时,已尝过鲜的人们竟然会竞相购买。

　　罗洪富说现在最让自己受不了的是来自同学、朋友的“打击”。罗洪富的实干感动了有关部门,县科技协会准备贷款一万元给他搞大棚蔬菜实验。如果这一万元钱真能得到的话,那该是对自己多大的帮助呀!他立马兴冲冲地打电话向在外工作的同学报告这一喜讯,岂知电话那边的同学听了却不以为然,竟然笑他没有见过这么点钱,并说如果他真那么缺钱的话,干脆送他一万元算了。

　　这样的“打击”还不止一次,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曾来看望过罗洪富,晚上安排住宿时,这名同学非要住价格在150元以上的宾馆不可,不然就会很没面子。不得已,罗洪富只好连夜把他送到县城将就住了一晚。临走时,这名同学强烈要求罗洪富一定要和他一起走,并称一到北京就立即可以安排他上班。

　　罗洪富婉言谢绝了同学的好意,只是在送别同学时他再三叮嘱回京后不要把自己的近况告诉老师和其他同学,以免他们再来劝自己。罗洪富知道,自己既然已经选择了脚下这片土地,今生就再难以离开。具体是什么东西,他也没细体会,或许是乡亲们那充满渴望的眼神,或者因为那片遥远的土地。

　　罗洪富欣慰的是,自己的实验带动了赤土村人的种菜积极性。以前村里种菜主要是自己吃,在他的影响下,村里现在出现了许多菜农,罗洪富经常上门对他们进行指导,还不时在村里举办蔬菜种植技术培训班,并从省内高校请人作指导。村民赵自芬家在罗洪富的带动下,去年试种了两分地的蔬菜,因为是新品种,一季蔬菜竟卖得1000多元。

　　在小屋里,我们和罗洪富促膝谈心。也许是同龄人的缘故吧,他向我们敞开了心扉:“实验也搞到这个地步了,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功,自家当初的想法能不能实现。现在连女朋友也不敢找,只怕拖累人家,一个人有时候真的感觉好无助!”

　　记者离开赤土村时,罗洪富骑着他的摩托车送了很远,临别,他再三说,希望我们有空一定要去看看他。从他欲言又止的眼神中,记者读懂了一种东西,那叫孤独。

　　从稚嫩的毛虫羽化成美丽超凡的蝴蝶

　　“领导重视是关键,组织培养是保证,刻苦锻炼是条件,个人努力是根本”。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用这样的话来总结选调生成长的条件。不少选调生通过各级组织的关怀培养,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最终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2002年11月16日,在阳光明媚的天安门广场,刚刚走出人民大会堂的韦祖宏笑得像个单纯的孩子,就仿佛他的生命从未经历苦难,就仿佛他是平平坦坦走到今天。其实,经历种种磨难甚或痛苦后终获成功的过程在他的人生轨迹中得以充分展现,在基层农村工作了18年的“优秀大学毕业生”韦祖宏,在当选为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的同时被群众推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

　　如果非要为“选调生”在基层的成长经历勾绘一条清晰的人生脉络,韦祖宏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翻开韦祖宏的工作简历,从意气风发毅然放弃城市优越工作条件投身于基层的大学生,到身兼重任的“十六”大代表;从三都自治县三合镇党委秘书,到福泉市法院院长,从最边远贫困的村寨到繁华的县城,18年间,韦祖宏始终信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将满腔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广阔农村的父老乡亲,把自己的理想种植在希望的田野,并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起来。18年的风雨,18年的奋斗,韦祖宏的人生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里程,并最终开出了绚丽灿烂的花朵。

　　从乡政府一般干部到市卫生局副局长,到镇长,再到镇党委书记的唐兴全在短短的6年时间内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跨越。如今,作为朱昌镇的当家人,唐兴全开始思索着另外的课题了。他利用大学所学专业,在镇里搞起了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起了科技示范园,组建了“腐植肥”开发有限公司,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领路人。

　　与从前的书生意气相比,记者眼前的段彰厚更多了一份成熟与稳健,一身皱巴巴的衣服和一双沾满泥土的皮鞋后面,掩藏着满足和自信。作为毕节市第一大镇的镇长,段彰厚感到心里并不轻松。自己一手参与设计的开发新区眼下刚起步,全镇还有1000多号农村贫困人口正待解决,“普九”教育也还欠着200多万元的账。虽然他一手搞的城郊特色农业已有了较大起色,而且去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与往年同比增加207元,但这一切,犹如重重的大山压在鸭池镇党政一班人身上。“问题多了不是好事,但更让人努力!”只有爽朗的笑声中,才让人依稀看到10年前那个在民院校园内摆书摊的段彰厚的影子。

　　“墙角的小花,人们只惊叹于它开放时的美丽,而它开放的过程,却充满奋斗的历程。”让我们把一位名人说过的这句话,作为对所有选调生的共勉。一路走好,选调生!我们轻轻地献上这样的祝福。

　　作者：黄诚克 廖琪钟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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