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这算是一篇肤浅的“总结”。综观文坛，近半年来争鸣界少有的兴盛，皆因文坛“戏说”之风不断。首先，《江南》杂志推出的“新版”小说《沙家浜》，把“样板戏”中的智勇双全的地下党交通员阿庆嫂，“戏说”成了“风流成性”的“双面”女人，既是伪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又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妇”；接着新编话剧《红岩》，江姐与许云峰不是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友，而是给“戏说”成了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人；最近又见报载，一本以“戏说”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为基础的书正在热销：刘备原是卖草鞋的“谋利”商贩；关羽因内分泌失调，才出了那么长的胡子；张飞是个穿开裆裤专放巨响臭屁的家伙……

　　“戏说”成风，于文坛孰好孰坏，笔者不敢妄断。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方式手段，笔者以为其是有存在的必然性的。正是由于当前社会生活的异常丰富复杂和作家主体世界的巨大差异，以及文学接受者的文学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等因素影响，从而，文学创作方法必然呈多样化发展趋向。可以说，文学创作于新时期追求创新，“戏说”的定位无可厚非。然而，也正是由于“戏说”，强调的是对原文本的模仿以及在建构“试验”中但求“创新”，而轻视乃至忽略了某种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性”，其生成必然引致新旧版本“昭实”与否的强烈反差，因而，也就必然招致新旧物不同接受群体的一番剧烈争议来。

　　单从文坛半年来的争论来看，要数新《沙家浜》最为激烈。而争论的重点多诉诸于新版《沙家浜》的“戏说”合不合理，以及《沙家浜》到底能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精神”等层面上。争论的，已不是单纯的“戏说”创作技巧面那么简单，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文学创作该如何发扬“民族精神”的深层探讨。

　　对此，同样作为一个旁观者。笔者的立场或者属于“中庸之派”。既不赞成“戏说”就是“胡说”之“伪学”论（《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3期），也不赞同有人提出的“新《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之“道德”说（《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道理很简单。其一，文学创作既然没有固定的限制模式（当然是不违背一定的社会道德标准为前提），只要有不同的接受群体的存在，不同的文学需求，就必然召唤不同的创作方式及其文本诞生，要么“阳春白雪”、要么“下里巴人”、要么“雅俗共赏”等等，那么，单凭一种既成的文化“传统”的眼光来“审判”新事物，又怎能一锤定音判之为有违“世俗”（小说人物的塑造就一定是要作硬性的正邪之分？不允许一丁点的自我想象空间？）的“胡说”？再者，有人以“公序良俗”的标准，来评价新《沙家浜》的不合理不合法，也似有过之之势。试想，若果以当年文革遗造的恶果“八出样板戏”（包括《沙家浜》），这些特定时期的精神狱物，来喻作弘扬民族之气的“民族精神”代表，未免有牵强之嫌。设想假若当年禁锢标榜正气却影响深入人心的“样板戏”，仍是今天社会的“样板”的话，文革中“样板戏”强调的“三突出”：“高、大、全”原则，岂不是成了当今自由开放社会民族之学的压抑、狭窄而沉痛的价值取向？如此“戏说成风”，却如此“戏评成群”，奈何？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象新版《沙家浜》这样的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将阿庆嫂这个备受大众接受且已认同的“正义”形象随意丑化，而无视大众可读心理之举，显然是呈现了当下文学创作浓浓的“商业‘媚俗’”时尚化之气味。文学创作倘若过度泛滥的“媚俗”，是容易步向“恶俗”之道的。创作，动辄就以“戏说”名作、名著或历史剧为“作秀处”，并蔚然成风，无疑是当前文艺创作界潜滋暗长的种种浮躁陋态的必然凸现，这是文坛所不提倡，也是大众所不允许的。

　　总而言之，对盲目无知的“戏说”成风，学界是应该适时合理的对其进行批评和引导，而评论者如果不加思索，就赤裸裸地一窝蜂成群对之作姑妄一说的“戏评”状，或不审时度势的胡乱褒扬，之于文坛乃至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只有从艺术形象的正确分析入手，运用合时势的科学理论论证，拒绝肤浅的指责和任意的发挥，作有根有据的合理评说，评论才显说服力。只有有效的杜防盲目的“戏说”和拒绝乏理的“戏评”，咱们的文艺坛今后的文艺创作，才不至于常失去方向，陷于迷途，惟于此，文坛才能走向高度的繁荣。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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