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捷经济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如果只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层面，而不去探究经济活动的文化理由和人文因素，就无法彻底解析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所以，当我们把目前发展迅速的浙江制造业放置在浙江文化演进的背景下去解读，文化力对制造业的作用就凸现出来。尽管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我省不同的地区进入制造业的路径大不相同，但笔者发现有两大文化力一直在推动浙江制造业前行：

　　一是开放性的文化结构。浙江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吴越文化是吴文化与越文化在双方长时期的争战与交流中逐步融合形成的，吴越文化吸收了其他“蛮夷文化”与华夏文明的精髓，有很高的文化成就。这样的开放性文化传统有利于浙江人吸取外来的经验，同时也为浙江人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进行不断的探索实践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空间。

　　二是强烈的创新精神。浙江人自主创新的能力是浙江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这种创新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浙江传统文化中的事功思想，不少浙江的代表性思想家都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工商的理论。这在重农主义盛行的封建社会里，面对势力强大的中原农业文明，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化，这种务实功利思想为创新构建了浓重的文化氛围，闪现出让人目不暇接的创新活力。

　　实践证明，浙江传统文化中的开放、创新的基因，是浙江制造业具有的文化优势，经过20多年的演绎，崭新的浙江工商文化已经渐露端倪：产业集群孕育出合作精神；体制创新带来活力迸发的民营产权制度；“以市场为导向”成为所有浙江商人的基本商业准则……

　　目前，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已经成为浙江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人过去做的选择将决定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新的浙江工商文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我们继续弘扬开放、创新的文化精神，那么，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而如果丢弃了我们赖以生存壮大的文化优势，那么，无论拥有多么先进的机器，多少雄厚的资本，结果只可能是昙花一现。

　　因此，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有必要把建构先进的制造业文化放在首要位置。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的现实发展都说明，如果缺乏文化指引和文化价值尺度，没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那么无论技术动力增长和知识进步速度多快，都不会使社会的健康达到现代水准，反而会因文化人本精神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分离，造成人在新经济中的扭曲和社会的畸形发展。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才能使社会在两个文明进程中稳健发展。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隐含在先进的制造业身上的文化力，将决定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弘扬和发展浙江文化的优秀基因，使之成为建设先进的“浙江制造”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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