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邵捷通讯员徐新革意大利皮鞋、法国时装、美国快餐，这些风靡世界的产业之所以具有很的竞争力，与孕育它们的独特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连。同样，浙江今天许多发展势头良好的区域性制造基地，它们不同的发展路径，也烙上了地域文化的深深印痕。对这些不同文化特性进行审视，事关它们的未来——

　　“浙江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深层次原因在文化。”这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就文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表述。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对浙江GDP增长的贡献高达55％，可仔细检视各地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制造业基地，其隐藏在背后的文化因素正日渐得到人们的重视。

　　盛夏季节，记者对我省四个全国最大的产业集群进行了专门采访，以此为样本，寻找各地不同的文化底蕴与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

　　宁波服装——红帮裁缝与码头文化的开放性

　　西装这种100多年前从西方传来的“舶来品”，通过宁波裁缝学习吸纳其制作工艺后，转化为本土红帮裁缝的“传统工艺”，并进而做成目前中国规模最大、拥有驰名商标最多的男装生产基地。

　　这个发展过程充分凸现了宁波“码头文化”的开放性。三江交汇、拥有悠久对外交流历史的宁波，历来是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由于人多地少，交通方便，宁波人外出谋生成为常态，于是，在开放的视野下学习、吸纳外来文化的长处成为宁波文化的核心内容。

　　上个世纪初，鄞县、奉化一群裁缝去日本学习缝纫技术，回到国内后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外国人较多的地区开裁缝店，主要为当时人称“红毛鬼”的外国人做“西服”。他们是中国现代服装业的第一批创业者，因服装制作工艺高超，被称为“红帮”裁缝，在上个世纪20年代，“红帮”曾经占有这些大城市服装市场份额的70％。

　　红帮裁缝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做工精细、观察力强的素质，而宁波人恰恰具备了这些特征。

　　宁波市服装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国强向记者讲述了宁波服装业在近10多年迅速崛起的历史：受红帮裁缝的影响，宁波民间已经有大量心灵手巧的裁缝存在，当宁波服装业在80年代起步时，这些民间裁缝成为新办的服装企业难得的人才，宁波人善于学习的品质和以“宁波帮”著称的商帮文化在宁波服装业中再一次显露：利用乡情，请上海的“红帮”裁缝进行技术指导，介绍订单。这些举动促成了像“培罗成”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的崛起。

　　目前，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五地都在大力发展服装业，为何宁波的企业规模最大、知名品牌最多？有专家分析认为，宁波人的开放性氛围使其与外界的交流十分频繁，接触国际服装业先进的设备、面料、款式和先进的经营理念，往往比别的地区要早得多。从宁波服装率先实施品牌多元化战略的成功，就可以看出这种开放性带来的诸多好处。

　　在开放性文化氛围下成长的宁波服装业，目前正在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宁波服装业的出口一直名列全国同行业首位，与日本、意大利同行的合作，已经涉及到服装面料到服装设计、销售渠道等诸多方面。

　　温州皮鞋——商人天赋与由贸入工的创新精神

　　温州人始终对“小东西”一往情深，从眼镜、锁具、打火机到皮鞋，小商品越来越红火，这主要是由于生存空间不足形成压力，影响了产业发展格局，使温州人偏好袖珍、空间利用率高的产品。

　　人们常常用“每根头发丝都是空心的”来形容温州人的商人天赋。“能握微资以自营殖”，这是温州商人天赋的精要概括。温州的商业文化传统由来已久，南宋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提出“通商惠工，经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主张“重视工商”。永嘉学派的思想是对当时温州商业文化的概括，使重商主义思想进一步渗入到民间文化，又经过千百年继存和传播，变成温州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改革开放后，温州人的这种基因迅速转化成生产力。

　　据了解，温州民间的皮鞋制造业历史悠久，明朝成化年间，温州制造的靴鞋曾作为贡品送入皇室；上世纪30年代，温州的制鞋业逐渐兴盛；70年代，温州鞋业还赢得了“中国鞋城”的美名。

　　温州鞋业与温州其他不少产业的发展历程一样，走的是“由贸入工”的路子，即先通过卖鞋积累了资金和销售网络，然后进入制造业。这个转换过程完全凭借温州人优秀的商业“基因”得以实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遍布全国各个城市街头的温州补鞋匠通过简单的补鞋手艺，不仅糊口，还熟悉了各地的市场需求并加深了对鞋业的认识，不少鞋匠开始转为卖鞋的小贩，无数温州人组成的卖鞋大军使鞋的需求大增，到80年代中期，温州的制鞋企业迅速增加。

　　初尝甜头的温州鞋业马上面临着假冒伪劣产品泛滥问题，温州人对此的处理折射出其务实的商业精神和灵活机变的危机处理能力：在80年代后期，温州鞋几乎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以致全国很多城市都抵制温州鞋。在行业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讲实效的温州人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诚实守信，讲求质量，成为温州鞋业大力提倡的行业规则。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温州商人学会了对市场规律

　　的遵从，这是温州鞋业的一个转折点。当温州鞋的质量普遍上升以后，产品雷同又使温州鞋面临着价格大战的残酷竞争，通过创立鞋业品牌来实施差异化战略成为近年来温州鞋业龙头企业的常态。

　　善于把握机会的温州鞋商，目前正在专心于与国外如意大利皮鞋企业的合作，通过沃尔玛等国际零售巨头把温州鞋卖向国际市场。这一切举动的背后隐藏着新温州商业文化的本质特征：一切以市场需求为依归，不断创新。

　　绍兴面料——“染缸”手艺与谋略文化的妙用

　　绍兴县作为越文化的中心之一，其绵延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积淀很深。作为越文化象征之一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使绍兴获得了“雪恨之乡”的称谓。如果从商业层面解读，这个故事还有更精彩的思想内核：越国凭借低调坚韧的精神，以计谋为手段，最后以弱胜强。这个过程反映出越人善用谋略和对战略目标极强的执行能力。

　　越文化低调、讲究谋略的特点在《宋史·地理志》上也有反映。该书说，浙江人“人性柔慧”。明清两朝天下闻名的绍兴师爷，更是这种谋略文化的延续和发扬。今天，这种谋略文化已经被绍兴人创造性地运用于发展纺织面料业的过程中。

　　绍兴县历来是“三缸”文化发达的地方，酱缸、染缸、酒缸，每个产业都有一整套手艺及衍生出的工艺文化。与其他地区一样，绍兴人最初做产业选择时，“染缸”文化的传统引领他们踏进了现代纺织业，绍兴人用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染缸式的家庭作坊，进而迸发出强大的生产力。

　　可是，导引绍兴面料业今天兴旺局面的原因并不仅仅来自于现代工业的改造，其更深层面的原因在于：精于谋略的越文化特质，使今天的绍兴人在制订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上高人一筹。他们精明地将地区发展目标瞄准纺织产业链上的中间环节——纺织面料，这是从自身的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出发的设计：环杭州湾，以至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纺织产业发达的地区，对纺织面料有强大的消费需求，产业结构调整使原先以大城市为主要生产基地的纺织面料业逐渐外移。于是，绍兴人顺势整合外部和自身的资源，做强纺织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并通过专业批发市场这种形式来调节当地纺织面料业的生产。

　　这样的目标集聚和差异化战略，使绍兴避免因产业同构而与杭甬等周边大城市发生激烈的同质竞争，从而使绍兴面料业在与其他地区的竞争中占有极大的优势，成为全国不少地区服装业原料的来源地。而且，由于绍兴轻纺城批发市场有本地制造业和临近地区下游产业的强大支撑，即使在许多以终端消费品为主体的专业批发市场渐渐衰落的时候，绍兴“轻纺城”生意依然红火。

　　永康五金——工匠传统与坚韧开拓精神

　　永康地界多红壤，多石山，土不肥，人又多。这样的生存环境注定当地人要与别的地区竞争，必须具备更多的坚韧和开拓精神。作为目前中国最大的五金业制造基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永康民间历史悠久的五金文化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目前，永康人把绝大部分社会资源都投入到五金产业上，“五金之都”成了他们现在追求的目标，五金工业占永康市制造业比重之高让人惊讶：五金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0％。全市有五金企业近1万家，从业人员达20多万人。

　　今天永康人的竞争优势主要得益于传统的五金文化熏陶。南宋永康学派的创始人陈亮，曾与当时处于理学正统地位的理学家朱熹进行了三年的论战，陈亮举五金工匠的实践为依据，反对朱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可以相互并存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永康学派这种“义理并举”的创新思想，与民间工匠文化结合在一起，使永康的五金文化能历经几个朝代而顽强生存。同时，工匠文化的一些传统特征，如注重实效，吃苦耐劳，以技术和勤奋赚钱，成了工匠们世代相传的传统。

　　传统的五金文化对永康人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小视，一位做保温杯的老板告诉记者，永康的小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五金的制作工艺，如淬火、锻打等，由于从小接触，往往能无师自通。在五金文化熏陶下的永康人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极大的发展机遇，深厚的五金文化积淀使永康人的制造能力远胜对手。被称作“浪潮经济”的永康，其不少“浪潮产品”就来自其强劲的仿制能力，比如目前永康生意最为红火的电动滑板车，其产业的起源是1999年永康的一个企业家从美国芝加哥五金博览会上带回一件样品，经永康的五金工匠们分解和研制，永康造的滑板车迅速打遍国际市场，给永康人带来丰厚利润。今年生意火爆的电动滑板车，已经是经过多次升级后的全新产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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