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同时发展又必得是全面的。它应该包括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发展。然而，在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下，就业再就业问题却越来越困扰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的中国社会，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的选择。就业问题不可小觑

　　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密切关注中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再就业问题。不久前，美国《洛杉矶时报》一篇文章标题竟是“中国失业成定时炸弹”（参见赵晓：“论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3年4月21日）。我以为，此言虽耸人听闻，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我国现时确实潜伏着巨大的失业风险：未来5—10年我国不仅要消化现有的8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和每年平均1000万左右的新成长劳动力，而且必须在城镇与非农产业转移消化1.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国有部门还有近20%的隐性失业人员亟待分流；农业增收放缓，户籍制度的创新，还将促使部分农民逐步转化为市民，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城镇本已十分严峻的就业矛盾。而我国现时不少地方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却对扩大就业需求极为不利。1995年以来全国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走低，使目前中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仅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三分之一（参见“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访谈”，《50人论坛．北京》）。怎样规避失业风险？

　　据本人10多年来对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的冷静观察和调研分析，我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就业问题，大致由两方面因素相互挤压共同构成：一方面劳动力的供给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使得高经济增长并未相应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需求，倒形成就业存量反向剥离之势，造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业矛盾和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超前意识，及早认识，早做准备。哪个地区对“失业风险”防患得早，哪个地区就能及早赢得主动，并减少化解、规避“风险”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

　　那么，应从哪方面早做准备，从而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大的失业风险呢？尽快扭转“高投资、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增长格局不失为明智之举。为此，要改变过去主要以GDP的增长来评价、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而要把创造就业需求量的多少，同时也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官员之政绩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质言之，在未来5—10年的中国，必须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组合，并选择合适的增长点和技术及资本有机构成，全面实行“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并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就业含量高的中小企业发展。如何实现“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

　　所谓“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它的政策涵义是：为“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切实改变各地盲目追求“高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虚经济增长，低就业含量”的状况，在保持适度而又实在的经济增速（年均GDP增长7%）前提下，有效运用财政、金融等政策手段，大力扶持和鼓励发展投资少、就业门槛低、就业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行政府促进就业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从而实现发展经济与增加就业的良性互动，促进就业矛盾和失业压力的全面化解。事实上，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扩大就业通常是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宏观政策目标。因为不能增加就业的经济发展，是虚假的和难以持续的。能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是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那么，怎样实现“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从而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扩大就业需求呢？

　　第一，在发展思路上，要促使各级地方政府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意识。当然，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但若一些地方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不当，不能正确处理劳动力过剩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关系，以客观反映我国资本稀缺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国情现状，就必然使我国经济建设步入“高投入、虚增长、低就业”的误区，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对促进就业的贡献率，也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二者的良性互动。为促使各级地方政府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的意识，建议尽快走出仅以GDP增长来考察地方官员政绩主要指标的认识误区，加大考察扩大就业政绩的份量，做到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不仅要看其主政地区GDP的增幅和财税完成情况，而且要看其对扩大就业的重视程度和抓就业工作的实效。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不能简单地把密集型劳动当成“落后生产力”看待，而必须认识到在未来的5—10年，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比较优势，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主要源泉。事实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能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又能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而在各地尤其是就业困难地区的发展思路上，应当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有效就业的一个重点。

　　第二，在政策措施上，要扶持和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和就业容量大的多种所有制企业。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时，要本着“就业优先”的原则，把发展经济同促进就业一并考虑、统筹规划和部署。各地要在提高就业弹性上多作文章，优先发展就业门槛低、容量大、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以确保就业机会的稳步增长。要加大财政金融对就业的支持力度，着力培育大容量的就业载体。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增加就业上体现出强大的实力，1990年—2001年，我国城镇个体私营经济的就业人数增加了近3000万，相当同期城镇新增就业的40%以上。因而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泛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并落实促进服务业扩大就业的各项政策，支持与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兴办服务业。同时，建议中央政府加大对就业困难地区的资金、政策和科技投入，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做大做强大容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载体。

　　第三，在扩大就业的路径上，要大力推进我国多元城镇化的进程。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较低（2002年末约为39%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比世界各国平均水平还低近10个百分点。随着农业产业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逐步提高城镇化程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全国大中小城镇多层次发展。据湖南近20年的史料分析测算，该省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相应带动18万个就业机会的增加。可见，提高城镇化水平对拓展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机会的作用确实很大。为此，要把加快城镇化作为扩大就业的一条重要路径，搞好现有大城市的扩容增量，适应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全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现有规模的扩大和人口容量的适度增加。要加快中小城市和县城的建设，努力扩充中小城市和县城的规模，并选择人口和乡镇企业较集中、条件成熟又远离现有城市的建制镇，通过投入一定的小城镇发展引导资金，扶持发展一批县以下小城镇。同时，为缓解农村就业矛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必须消除影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推行就业地入户登记制度，从而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要清理、修订或废止那些“限农、歧农、排农”的政策规定，放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行政性控制，在帮助他们尽快提高素质的同时，引导其向非农产业特别是中小城镇的社区服务业转移。

　　（作者系益阳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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