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剑芳

　　针对一些网民激烈抵制京沪高速铁路采用日本新干线，并展开网上签名活动，有人在8月17日《羊城晚报》撰文《毋忘国耻但不要泛政治化》，认为“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如果“把本应属于技术层面和经济层面的问题政治化，不利于决策部门进行正确的抉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不否认，采用哪种和哪个国家的技术，首先应该“从技术角度层面考虑，看谁的技术占优”和“从经济层面来考虑，看谁的最合算”，但绝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政治的终极目标之一是为经济服务，经济基础也时刻推动上层建筑（即政治）的发展变化。因此，政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分割开来。通过政治手段达到经济目的，或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屡见不鲜。远一点的，有“八九风波”之后西方国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美国为使伊拉克政权发生更迭而进行的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制裁。近一点的，有美国以种种借口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

　　具体到京沪铁路到底采用德法超导技术还是日本高速轮轨技术，除了技术因素外，政治因素绝对是不能不考虑的。预计将于2012年开通的韩国汉城—釜山高速铁路，绕过日本而与法国TGV签约，已经说明政治因素对一国政府决策的决定性影响。我国政府在一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型项目上，也的确对日本留了一手———1996年，三峡水电站14台机组国际招标揭晓，日本联合体财团惨败出局，连一台机组的订单也没有得到（据《南风窗》）。中国方面希望通过引进技术消化提高本国水平，但日本却提出“出口三原则”：不是部分设备而是运行系统的整体（包括车辆、线路和运行管理在内的整个系统）出口；绝对防止知识产权盗用；接受正当的与技术和设备对等的价格（日本《读卖新闻》）。由于一个国家的高速铁路要实现联网，一般只能采用一种技术而不是几种技术，日本企图长久控制我国轨道交通的考虑，也可谓“路人皆知”。

　　我们可以慷慨大度地不考虑政治因素，但谁也不能保证日本方面不会在系统维护和技术转让过程中将商务和技术问题与其他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捆绑，这从现在的日元贷款（日本政府为答谢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而提供的一种低息政府贷款）被附加种种政治条件已经可见一斑。事实上，早在1994年，日本政府就主导出台了一份题为“东亚新干线铁路网”的建设建议书：以日本东京为起点，在对马海峡建一个海底隧道连接韩国，通过朝鲜半岛再连接中国，然后从中国大陆一直南下，直抵香港……其扩张性战略意图不言自明。日本的重工业集团，除了日立是彻底的民营背景外，其他企业如三菱重工等，都有前军国主义背景，在二战中欠下中国劳工的累累血债。由于日本与我国的地理关系、曾经的历史阴影以及现状中的某些非正常因素，我国保持在核心技术上不受制于人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当然不应该“泛政治化”，但也不能盲目“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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