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林

　　本月18日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结婚需单位开具证明的规定，添加了“当事人郑重声明”的形式，这是“尊重人性权利，彰显时代进步”的一大举措。但《条例》颁布后，引起很多人担忧：会不会诱发更多的“重婚”现象？诸如“想结几次就结几次，反正没人知道”等语言在网上甚多（《中国青年报》8月20日）。对此，专家指出：《婚姻法》和《刑法》等法律中的一些规定可以对诸如“重婚”等违法行为起到防范作用。如果出现“重婚”，公民自身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法治社会中，为避免“重婚”而采取的一般方式就是：让公民自己对法律负责。我们看到，在以往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政府行使的公权力对公民的私权利有一种并非善意的警惕（亦可称之为“有罪推定”）———对公民能否正确行使私权利缺乏足够的信任。比如，担心“重婚”、担心结婚的一方隐瞒病情，等等。所以认为，必须通过政府权力的干预与监督，公民才能有效行使私权利。而该《条例》则反映出了一种善意的“无罪推定”———相信公民能够自己对法律负责，相信公民的个人理性———采用“当事人郑重声明”这种形式就是最好的证明。

　　美国的威尔伯·施拉姆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谈到：“公权力在哲学上对公民个人理性预设的改变，昭示着公权力在整体思路与运作上的必然变革，乃是最重要的社会进步之一。”笔者认为，这才是隐藏在此次变革背后的最大闪光点———也应该成为今后立法与行政的基本出发点。

　　对公民理性哲学预设的改变，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留下了足够的“缓冲地带”，有利于加强社会信任。公权力与私权利乃是一种“零和游戏”———通俗地讲，就是你进我退、我退你进。因此，如果公权力对公民理性缺乏信任，它就会直接进入道德领域约束公民的权利，不留下空白地带。比如，结婚必须开具单位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私权利的活动空间就会很狭小，社会信任也就无法建立。而如果公权力对公民理性保持足够信任，不再保持不必要的警惕，那么在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就会出现一个“缓冲地带”，私权利就有了较大的活动空间。这也是一切信任的基础。公权力是否对公民理性保持信任，乃是衡量一个民主社会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这种对公民理性哲学预设的改变，有利于培育公民意识与对法律的信仰。在该《条例》中，突出了当事人“郑重声明”的形式，更为人性化地强调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法治和道德意识的公民，应该懂得珍惜这些权利，而不该挥霍、滥用权利。无论在什么时代，结婚都是一件讲究诚心、诚信的事情。我们相信，每一个公民从遵守法律的角度出发，应该能够慎重对待自己的声明。说到底，法律最终要靠每一个具体的公民的信仰，才能形成力量。反之，倘若法律本身就对公民不信任，公民又如何去信仰它？因此，尽管该《条例》出台后，可能有一些公民“钻空子”（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有在法律对公民理性表示足够的信任之后，公民才能逐步培养起对法律的信仰———谁能保证全体公民全都迅速形成对法律的信仰而不去以身试法？让公民自己去对法律负责，对自己与社会负责，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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