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

　　据悉，国家发展计划改革委员会正在研究是否批准在中国仅存的两条自然生态河流之一———怒江上修筑众多大坝（《中国青年报》8月19日）。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要在中国大陆留下两条生态河流，为水文、气候、地质、地理、生物多样性等各类学科研究，留下一条可与人类干预河流进行比较分析的自然基准河流，以免我们在匆忙的经济大开发中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可贵的是，这种反对声音尽管相对弱小，却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千士之诺诺，莫如一士之谔谔”。最有价值的声音，往往是不同于主流的声音，因为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和对更多可能性的预见。

　　在修建水坝、电站之类的问题上，过去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但可惜的是，迫于要经济效益等原因，这些声音大都被忽略了、打压了，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1955年，苏联专家拿出三门峡水库的设计方案，叫好声连片响起。1957年6月，中央召集国内有关专家70人展开“热烈讨论”。会上，不少专家并不赞同苏联人的想法和做法，但由于诸多不敢说破的原因，大家噤若寒蝉。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立即有人反驳他，并着实风光了一番。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换了一种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黄万里的良苦诤言，被当时高层当成耳旁风，水库设计施工时仍坚持苏联专家的意见，堵死了排水洞。不久，黄万里被打成“右派”，贬至乡下务农。1960年，三门峡水库如期运转。不到一年，渭河流域淤积了大量泥沙，河床抬高，大片良田浸没，土地迅速盐碱化，危险直逼古都西安。迫于无奈，只好降低水库水位，拆除15万千瓦发电机组，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漂”。世代生活在渭河平原的许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宁夏缺水地区迁徙。水库的诸多后遗症，至今也未能消除。

　　事后，有人问黄万里，你明知说破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黄万里说：“父亲让我一辈子为农民服务。我谨记父亲的教诲，学水利，学治黄河，就是想为农民服务。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

　　而今天，我们终于知道在反对的声音面前审时度势审慎行事了，这是一个进步。但这个进步来得太不容易了，真是“多少血的教训，换来一点明白”。怒江上是否会修水坝，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这次对反对声音的重视，无疑是我们决策机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笔。

　　为这种反对声音的提出叫好，为这种对反对声音的重视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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