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坤

　　（一）

　　掐指算来，我被派驻澳门做首席记者，迄今已有一年零九个月了。说实话，作为被老百姓视为“近诸侯”的记者，我与澳门特首何厚铧先生面对面、有印象的接触仅有两次，少得可怜。但不知为什么，和许多澳门人感觉一样，总觉得他离我很近很近，像一个非常熟悉的朋友。

　　这种感觉，自打刚踏上澳门岛，就传导给了我。

　　那是2001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两周年纪念日，一个倾注了全体澳门人血缘般情感的日子。早上8时，特区政府在莲花广场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这是我上任后的头一次采访，还不到7时就赶到莲花广场。嗬！各路民众差不多已经将不大的广场塞满了，连广场四围的马路上，也挤满了观众。

　　外面下着毛毛雨，雨丝如线，雨意渐酣。整个广场翘首以待。

　　7时40分左右，高官们开始陆续进场。

　　差1分钟8时整，特首乘坐的黑色大奔，在前后两辆警车的护卫下，疾驰而来。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记者席中不知谁冒出一句：“真准时啊！”

　　8时整，特首健步走进广场中央。突然，从广场四周围观的人群中率先爆出一阵掌声，紧接着，广场内掌声四起。

　　（二）

　　时隔半年，我回京办事。行前，想给亲朋好友捎几样赋有澳门特色的礼品，特地征询几位澳门友人意见，不料，回答竟异口同声：“带‘特首烟’，既实惠还拿得出手。”烟对我来讲，系终生忌品，平日里眼闭耳塞，不观其事。但“特首烟”倒是曾听说过。既然是朋友都言买，于是，抽空去了趟拱北口岸免税商店。

　　“买四条‘特首烟’”，我只说了一句。

　　柜台服务员转身拿了四条香烟递给我，黑红色的包装，上面全是外文，但不是英文，我一个单词也不认识。

　　“这是‘特首烟’吗？”我狐疑地望着服务员问：“怎么没写中文？”我以为澳门产的“特首烟”，应该印有中文的。

　　“是‘特首烟’啊，这是德国产的。”服务员不屑一顾地答道。

　　怎么成了德国烟呢，难道特区政府还专门到德国去定做“特首烟”？

　　服务员见我一脸不解的样子，开导我说：“是何厚铧先生喜欢抽这个牌子，所以，澳门人都管它叫‘特首烟’。”

　　我恍然大悟，原来“特首烟”是这么个由来！

　　等带回北京，谁知，京爷们毫不稀罕：“这不是德国的‘大卫杜夫’烟嘛？满北京城都有卖的。”

　　我像被浇了一头冷水，但心里突然萌发出异样的感悟：连特首抽什么烟这样细微的生活细节，澳门民众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并赋予它浓浓的情义，可见特首与澳门百姓的关系是多么的近乎。

　　也许，“近乎”的事都让我碰见了。前不久，我同澳门朋友、时任澳门卫生局副局长的官世海相聚聊天，他无意中讲出一桩很感人的旧闻。今年五六月份抗非典期间，特首避开媒体，悄悄来到路环岛隔离营，看望在这里的因救护非典病患者而被隔离的几位医护人员。隔离营不能进，特首就在隔离营旁边的单位给他们逐一打电话慰问。听了这段故事，第二天我就查访到其中一位姓任的医生。他告诉我，至今没有当面见过这位特首，仅仅通过那么一次电话，“但让人感到很亲近！”

　　（三）

　　这种感觉，我曾和几位传媒同行聊过，不想都有同感。中央电视台记者雪松感触更深。他一语点穴：“特首留给普通人这种亲近感，源于其真切的沟通能力和亲民意识。”他描述了亲历的几个“镜头”：前几天，雪松采访澳门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出征第二十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授旗仪式。特首亲自来授旗，刚步入授旗大厅，一眼瞅见人群中身高一米八多的雪松，马上过来与他握手，亲切地问：“没回北京休息？”其实，雪松和特首，也就“一面之交”。他刚到澳门不久，曾和同事一起采访过特首。这之后，只要在公众场合采访时碰见特首，不论远近，特首都会走近握手、问候，或给他一个示意的眼神。

　　特首善于与社会各方面沟通，今年春节前后，特首按惯例分别与社会各界聚餐，专门邀请我们几位中央新闻单位驻澳门记者到政府礼宾府吃饭。可能是因为我年龄稍长的缘故，特意安排我挨着特首坐。席间，特首掏出自个儿的烟，招呼大伙儿品尝。他随后燃上一支，轻轻地、一口一口地抽着，一边和大家聊家常。我仔细一瞧，果然是德国“大卫杜夫”牌香烟！

　　凝视着身边这位口衔香烟，唠着他喜欢看什么电视剧之类家常的特首，心里萌发了想写些什么的冲动，主题就是———“近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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