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军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史迈斯先生。那是3月份到比利时国宾馆埃格蒙宫参加一个研讨会。中午吃饭时不经意地就坐在了一位年迈的老人身边。没想到还没有落座，他已经从我胸前佩带的熊猫标志判断出我是中国人，立即主动热情地和我攀谈起来。

　　这位老人就是史迈斯，1939年—1944年他曾在中国工作了整整5年。当时他是比利时驻华使馆外交官，并在重庆使馆当了3年半的代办。当时比利时驻重庆使馆只有3个人，除他之外，还有一名翻译和一名行政人员。他那时不到30岁。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四天，他曾代表比利时政府向国民党政府通报，比利时正式向日本宣战。之所以要等4天，是因为使馆要等比利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训令。

　　史迈斯先生说，作为比利时政府驻中国的代表，他与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陈立夫、宋氏三姐妹等很多国民党要人都非常熟悉。他当时有个感觉，就是他比国民党的要员们都有钱。看我很惊讶，他补充说，因为他们把钱都存在了国外，口袋里拿不出票子来。

　　在重庆的日子是艰难而又危险的。日本人当时经常轰炸重庆，而且多选择在月圆前后的5天，因为重庆是一个夹在扬子江和嘉陵江之间的城市，当时雷达导航系统不好，平时飞机轰炸的准确率比较差，而在月圆前后，月亮映在两江之中，异常清晰，使得重庆城的目标非常明显。而且，夜间轰炸还可以避开防空炮火的阻击。史迈斯本人就险些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他当时在重庆郊区的山里买了一幢别墅。重庆潮湿、闷热，所以周末他都到别墅去住，有空就在旁边的水库里游泳。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了水库，炸死了4个人，那天他没去游泳而幸免于难。

　　史迈斯先生坦言，在中国的经历使他对中国人产生了钦佩之情。来华前，他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认识了两名中国人，到中国后，由于他们的帮助，史迈斯得以像当年的传教士那样深入到中国的家庭和生活中去，很好地了解他们。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热情、友善，尤其是面对灾难，微笑从容的人生态度。在所有接触过的中国人里，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徐悲鸿。他收藏有徐悲鸿的两幅国画，一幅是他自己买的奔马图，一幅是徐悲鸿在他离开重庆到美国之前送给他的一幅“竹子”，并专门注明送给“史迈斯先生”。他至今还收藏着徐悲鸿用法文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说，“到美国后给我买一把小刀吧，因为我非常需要它。”当时重庆物资极度匮乏，而徐悲鸿画画裁纸等都离不开小刀。回忆着这些，老人竟然流下了泪水。

　　新中国成立后，史迈斯再也没有去过中国。他曾有一次到中国当大使的机会，但由于比利时政府不同意而没有成行。我告诉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和他的印象中的已经完全不同了。老人用很是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似信非信。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我，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让人做体操锻炼身体呢？我知道他说的是“法轮功”，就说，那不是体操，是邪教，他的头头李洪志对别人说“法轮功”比佛教、基督教还要高，他本人比释迦牟尼、耶稣法力还要大，而且“法轮功”不让生病的人看医生。如果一项运动对社会和他人无害，中国政府是不会禁止的。我自己就练太极拳，这是很好的中国传统健身法，我已经练了六七年，没有人禁止我。老人听了非常惊讶，问，“法轮功”真的这么说的？如果它真是这样，那肯定是邪教。你说的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中国太大，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我们还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还会不断地向前走，不断地进步的。中国的发展需要你们这些朋友的理解和支持，就像中国在二战中和法西斯坚决斗争一样，中国永远会是一支和平、民主的力量。对中国要有信心，也要有客观的态度和耐心。

　　老人很激动，告诉我他今年已经90岁，走遍了世界，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但在中国的5年是他永远难忘的。饭厅里的人已经走光了，有人过来催我们到会场开会。老人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有时间到我家里来，我给你看徐悲鸿的画，我们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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