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论谭

　　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其具体的文化背景和生存状态，决定了思考问题的价值基准甚至方法论可能会有很大差别。

　　比如，最近对日本新干线能否落户中国的问题，出于民众理性的表达和出于国家理性的表达，显然是有一些差异的。民众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网民的发言中（至于网民的发言严格说是不是能代表民众，不好下结论；为了议论的方便，我们姑且不深究这个问题）。“一些网民激烈地抵制京沪线采用日本新干线，认为国家不应该将如此重大的基础建设交由骨子里对华并不友好的日本，并发起声势浩大的签名活动。据悉，已有两万多人参加，另有8万人对此表示支持”（8月14日《南方周末》）。而从国家理性出发，更倾向于这样的意见：“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在进行选择时，要从三方面入手：首先，从技术层面考虑，看谁家技术占优，其次从经济利益上衡量，看谁的更合算，最后，还综合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来综合考量”（同日《南方周末》，北方交大教授萨殊利的话）。

　　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两种表达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为同一个共同体的利益考虑，都是为了增进我们社会共同体的福利。因为不存在根本的分歧，我们就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种差异。

　　首先，因为没有根本分歧，便有了沟通的必要。从民众一方来说，最好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得更加理性一些，更加精确一些，尽可能不要用网上那种缺乏逻辑统一性的话语方式，这样才便于交流。而我们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比如传媒），最好能多宽容民众的表达，为他们提供更多的表达空间。对国家理性的表达来说，虽然从来不缺少表达的空间，但从表达的技术上来讲，最好考虑一下如何表达才能更好地实现和民众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其次，民众理性和国家理性之间是可以互相补充和互相矫正，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从民众这边来说，在认识到表达是一种权利之后，就要考虑到表达的责任。应该认识到，没有处理国家事务的实际操作经验，是自己最大的缺陷。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对基于知识和经验的国家理性多一分尊重，发起言来就会多一分责任，语言就会多一点节制。而对于国家理性来说，应该把民众吝于表达看成是最可怕的事。因为民众的声音至少可以为决策层确立自己的价值准则提供更多的参照。国家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不可能超越民众理性的考量，不可能超越民众的基本情感。正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室主任吴寄南教授所言：“网民的不同声音，对日本方面是一个警示，同时也促使（中国）政府作决策时，考虑得更加周全”（同日《南方周末》）。

　　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保持国家理性和民众理性的良性互动非常重要，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和处理好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先例。比例，孙志刚事件出现以后，民众通过传媒对《收容遣送办法》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国务院很快就废止了旧办法，颁布了新条例，这是民众理性和国家理性良性互动的范例。我们的很多选择，都应该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完成。

　　其实，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利益、倾向充分表达、互相融合、共容共生的社会。特别是民间社会和国家、政府的各种理性之间，能够互相沟通、互相尊重、互相矫正，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

　　张金岭（山东　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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