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体器官供应不足，同时因我国内地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立法尚为空白，使为数众多的患者不能及时得到救治。

　　8月22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在深圳获通过，填补了我国内地器官捐献移植管理的立法空白。

　　这部《条例》是我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移植的法规。该《条例》从摘取与植入、管理与监督等各个方面对人体器官移植的原则、范围和相关法律责任进行了规范。

　　据了解，目前我国器官移植范围涉及角膜、肾、肝、心血管和骨髓等。但我国器官供求严重失调，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人数急速上升，但器官供应却远远不够。深圳市器官移植技术一直处于全国前列，但目前器官的缺乏已严重制约了器官移植救治和移植学的发展。

　　《条例》指出，鼓励个人身后捐献人体器官；捐献人体器官实行自愿、无偿的原则；禁止以任何方式买卖人体器官，患者不得以任何方式有偿获取人体器官，但应当支付移植手术所需的正常医疗费用；对倒卖人体器官的，处以违法所得10倍罚款；对出卖自身人体器官的，没收违法所得；对购买人体器官的，处以售价3倍罚款；特别是对于门诊部、诊所及其医师违规实施人体器官的摘取或者植入手术的，将处以30万—50万元左右的罚款，并吊销其执业许可证及医师的执业证。买卖人体器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条例》还明确指出，近亲属中有已经捐献人体器官的患者，在接受人体器官移植时享有优先权。对擅自更改患者排序位次的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1万元罚款。《条例》还明确指出，胚胎、精液、卵子等不在移植器官之列。

　　为保证器官来源的合法性及器官分配的公正性，《条例》中加强了人体器官捐献者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并确定其有了解器官移植的可行性、了解手术的过程和撤销捐献人体器官的权利。

　　医学专家——

　　立法有利于挽救更多生命

　　从事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北京朝阳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管德林说，器官移植是目前人类治疗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方法。器官移植包括心脏、肾、肝、肺、肠、胰腺、角膜等手术。我国的器官移植手术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捐赠器官数量严重不足，阻碍了器官移植医学的发展。

　　他说，目前器官移植存在严重的供需失衡。全国可供移植的器官只能满足10％—20％的患者需要，多数患者处于苦苦等待之中，不少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亡。据推算，我国目前肾功能不全者有近百万人，接受肾透析治疗的患者有数万人，但每年开展的肾移植手术只有4000—5000例。因此，通过立法来扩大器官来源是当务之急。近年来，医学界有识之士多次呼吁：制定脑死亡法，推动器官移植医学发展。因为人的脑死亡后，大部分器官可以用于移植。如果以先行的心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标准，将不利于器官移植。在美国，多数司机的驾照上都标有“器官捐献”的字样，一旦发生意外死亡，他们的器官将由专门的医学机构进行处理，这为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他认为，器官移植立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器官移植是人类的一种自愿互救行为，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立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规范器官移植行为，严格规定器官捐赠对象，禁止买卖器官行为，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医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依法鼓励器官捐赠，可以扩大器官来源，推动器官移植医学的进步，从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法律专家——

　　器官移植还应辅以脑死亡立法

　　对于深圳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立法的举措，法律专家普遍表示赞赏，他们同时指出，推动器官移植的发展，还需辅以脑死亡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研室主任薛瑞林教授认为，深圳的《条例》为我们的立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将活体器官捐赠对象限定为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有一定的局限性。

　　他说，人体器官不是法律上的物，不具有财产性，不能交易。但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对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根据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就给买卖器官的违法者以可乘之机。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法律对此加以规范，但对买卖器官的违法行为打击到何种程度，应慎重。在犯罪构成上，要把握以赢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及买卖的条件问题，过宽过严都不好。

　　他认为，要满足大量患者对器官的迫切需求，只能像血液一样，通过捐献来实现。深圳这一《条例》的颁布，将为我们立法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其中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规定，对规范目前的人体器官捐献具有重要意义。但将活体器官捐赠对象限定为器官捐献者的近亲属，虽然立法者的本意认为可以限制器官买卖现象的发生，但这样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有大量的患者急需器官移植，而亲属捐献器官因种种原因所占比例又很小，当市场供求不对称达到某种极限时，买卖器官的现象自然会应运而生，更易引发犯罪。因此，人体器官捐献应扩展到整个社会，多呼吁从死体移植，这才是为病人，也为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有关部门和媒体要倡议公民（特别是已判死刑待决的犯人）采用订立遗嘱的方式，表明死后如何处置自己身体器官的意愿。我觉得日本1997年10月的“器官移植法”值得我们借鉴。如规定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这样，“民事权利自主”的法律精神才能得到实现，公民的民事权利延伸到死后仍可以继续受到法律保护，才有助于保障有充足的器官来源提供给病人。

　　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杜凤涛也强调了推动“脑死亡”立法对发展器官移植的重要性。他说，人体器官捐献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死亡标准的界定。《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医师自遗体摘取人体器官，必须经其他两名以上医师判定捐献者确已死亡后方可进行。判定捐献者死亡的医师，不得参与该人体器官的移植手术。

　　按照我国现行医学、法律上的标准，以心跳、呼吸停止来定义“死亡”，但按这一死亡标准，所捐献出的器官大多失去了使用价值，达不到医学使用标准，只能作为医学研究的资料。因此，制定“脑死亡”标准对器官移植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但如以脑死亡为死亡标准，脑死亡者的器官移植给他人如无法律保障，稍有不慎便可能将可以挽救的生命定为脑死亡。脑死亡也有可能被一些人利用来进行医疗谋杀或谋取不正当利益。

　　他强调，我国目前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尤为迫切。我国法律界有关人士一直在呼吁加快制定器官移植法和脑死亡法，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法律：前者将为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提供法律依据；后者将缓解目前的器官供求矛盾并提高移植器官的质量和手术效果。据了解，我国相关部门已经开始对这一法规进行规划，甚至划定了基本标准，而法规的出台仍需要时间的酝酿和实践的考证。胡谋　白剑峰　苏显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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