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的两个明星村——华西村和南街村似乎正在遭遇一场“信任寒流”。有人在质问：为什么它们要控制村民的私人财产？有人在痛心疾首：创造，本来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否则，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的“质疑”或者“痛心”当然都是有道理的，但中国农村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质问或者痛心：比如说，为什么陕西旬阳县农民贫困到了连自杀用的农药都是赊来的？为什么不少地方农民有病只能“小病抗着，大病等死”？等等。“明星村”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村民都享有集体免费提供的宽敞住房，里面有从桌椅板凳到空调彩电的全套家俱；毕竟村民日常消费品的大部和教育、医疗、保险的全部，都是由集体来负担；毕竟那里“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无一家装防盗门”，“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虽然有人很是为这几年“仅有”606人愿意加入南街村而感到欣慰，但假如我们把“愿不愿加入南街村”这个问题向那位赊农药来喝的李立文提出来，那他的回答还用怀疑吗？

　　由中国的明星村，我想到了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这两个村庄的村民相比，基布兹成员的“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的程度更高，要求更严苛：一切生产资料和财产属全体成员公有，一切权利归全体成员大会；外人若想成为基布兹的一员，来时的财产必须全部充公；若要离开，不能带走任何财物；分配原则是中国人谈虎色变的平均主义；没有工资，即使在外兼职的收入，也必须如数交公。与此同时，基布兹则对其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全部包起来：公共食堂、医疗保障、义务教育、以及统一照管的儿童宿舍等等。

　　基布兹也被有的学者译为“公社”，但和中国“人民公社”命运不同的地方在于，基布兹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德国学者马丁曾评论道：“基布兹是一场尚未经历过失败的实验。”在以基布兹为农业主要组织制度的条件下，以色列的农业不但满足了国内需要，还大量出口农产品，并向世界上60多个国家输出农用物资设备和传授农业技术。难怪以色列的缔造者本·古里安曾无限感慨地说：没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

　　华夏民族和犹太民族面临的自然条件，文化传统都有很大的不同，简单的类比也许意义不大；“明星村”和基布兹也并不是没有改进的空间。比如，“明星村”可以逐步扩大内部的民主，基布兹则可以给个人以更大的自由等，但无论如何，它们的成功却雄辩地证明，“私欲”并非是生产力的唯一动力，“人人平等、忘我劳动、集体主义的理想与热情”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

　　有人说，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带来这样一个悖论：“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而逻辑验证却很难”——这是真正的屁股决定脑袋！实践既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它检验是正确的，当然就是正确的。如果感到很难验证，最好检查并修正一下自己的逻辑前提！南方有一家报纸说：“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我真的很欣赏这句话！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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