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院故事

　　泰山路129号大院（中）

　　除俞先生外，129号大院还有几家阔绰的房客，比如许先生，光私家车就有两部，一部黑色雪弗莱轿车，一部美国道奇。

　　许先生有两房妻室，共生育九个子女。当时，许先生给美国人做买办，收入自然丰厚可观。由于工作原因，他经常要进出军港码头车站货场查验收发货物，为进出方便快捷，美国东家费尽心机给他办理了一个特别PASS（通行证）。后经人民群众查明，这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美国特务情报机构的证件，在那年月，这可是要命的玩艺儿，比买办资产阶级的罪恶要大多了。因而没有等到文化大革命，早在整风反右时期，他就因此而自杀，后被定为历史与现行的双料反革命分子。

　　许先生的太太姓隋，原籍胶州。娘家虽说不是很富，但却有点势力，她父亲是个保长兼讼师，经常出入法院替人诉讼，跟胶州的司法界很熟，在三乡五村范围内，算得上个人物。隋家共有五儿四女，四个女儿都嫁在青岛，大女婿是政府要员，二女婿经商，三女婿是机关的科长，许太太是老四。四个女儿自然也给老隋家增添不少势力。

　　许太太的二姐好赌，最好撒六猴（骰子），常被院里的半大小子设牌局出老千宰上一刀。她有个毛病，输赢不论，怎么输也不恼，但若是谁中途拆台退场那可不行，哪怕天塌地陷也不准走。许先生有位日本朋友叫信三，是一个商社的经理，也极喜欢玩骰子。有一年元旦，他与二姐遭遇，玩了整整一天，信三小胜。原说好吃过晚饭还战，不料吃饭时，信三家派人来叫，要他赶紧回去。信三很有礼貌地向二姐鞠躬行礼，一再表示抱歉，但二姐死活不放，还把人家的大衣、皮包藏起来。后来她见信三去意难挽，竟然举起盘子，劈头砸到信三脑袋上，当场开瓢儿见红。信三捂着脑袋，用半熟的中国话说：“你，道理的没有，打人的有。”二姨仍不消气，说打了又怎么样？你去宪兵队告去吧。信三说：“朋友的，宪兵队的不要，医院的要。”下次信三再来，二姐早把打人的事忘了，仍然拉他下场。信三从心里发怵，死活不敢上场。他连连摇头，说娘们儿的，一逮一逮地疼。从此以后，这个“一逮一逮地疼”成为二姐的外号。

　　许太太的五弟是个少爷秧子，整年泡在青岛不回家。后来他闲得无聊，就花钱买了个国军连长当。再来的时候，身后就有两个跨匣子枪的马弁了。他从来不理军政，甚至不知道师长官大，还是营长官大（他以为师长就是师爷，是参谋）。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在营房碰上师长。师长斥骂他几句，他老人家火了，命令部队紧急集合，把师长一行十几人统统缴械。幸亏营长及时赶来，否则师长肯定会吃点儿苦头。那师长是土匪出身，脾气大得很，当时拔出手枪要把他就地正法。隋连长一点儿不含糊，疾速抽出匣子枪对准师长脑门，营长吓得尿了裤子，营副和几位军官死命夺下他的枪。当时大家以为他这次死定了，谁知师长不但没难为他，反而表示出百般欣赏（其实主要是收买军心）。师长说，这家伙不怕死，打仗准是把好手。结果，他被师长收为义子。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了。

　　许太太的二哥，大院的人不论老少都管他叫二舅。二舅跟他当连长的弟弟性情截然相反，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有一手熬糖稀的好手艺，在日本人开的糕点厂当技师，薪水不菲。解放后，他成为国营糕点厂里的职工。可他却不喜欢青岛，一心想回家拨弄庄稼，更想老婆孩子，每每说起来就眼泪汪汪。1954年春节他回家探亲，从此一去不复返，终于过上他所钟情的农耕日子。

　　（注：作者系青岛作家协会副主席）（明日请看“泰山路129号大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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