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卷起了“柏杨台风”，您在21世纪的今天，又因为一本《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掀起了“柏杨热”，这两本书是有关系的———前者提出中国人存在劣根性的问题，后者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用将近20年的时间，来解答这个问题，答案您是否已经很满意？您觉得中国人会满意吗？

　　柏杨答：20世纪80年代，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人，在饱受摧残、折磨，民族的命运坠落到谷底之后，开始向上挣扎攀升，纷纷发出沉痛悲怆的呐喊，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恰好赶上文革刚刚结束之际，大陆朋友也在探讨苦难的原因，发现我们所见略同，虽然有一个海峡之隔，却是心心相连。从文化基因方面探索，我们发现即令中华文化巅峰之际，基因中仍然缺乏自我尊重与人对人的尊重。尤其最近两百年以来，连残存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诚信和包容的能力也几乎完全丧失，这警告我们：必须重建基因。

　　问：您的散文一直以深刻、犀利著称，看了这本《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觉得文风有所改变，犀利有所冲淡，多了平和，质问有所减少，多了深思。这跟年龄有关系吗？毕竟您今年已经85岁了，而写《丑陋的中国人》时您才65岁。

　　答：你说我今年85岁了，我严重抗议，我生于1920年，依西洋的算法，今年只83岁。实在是我现在已经很老，老得有点不好意思。有位诗人朋友陈文郁先生，有一首诗叫《很棒的老人》：“我愿做一个／会体贴别人的老人。／不高傲的老人。／会尊重别人意见的老人。／会原谅不能原谅之人的老人。／不说大话、不摆架子的老人。／受到亲切后，／要加倍奉还亲切的老人。／不啰嗦又不吵闹的老人。／有时也会跟着流行爱打扮的老人。／有活力的健康愉快的老人。／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的老人。／能受青年人喜欢的老人。／具有别人也会喜爱之爱好的老人。／不发脾气的老人。／常带着笑容的老人。／有时会也甘于寂寞的老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老人。／让人说：‘和你在一起，就会感到很快乐’的老人。”

　　其实说这话时的陈文郁先生才刚70岁，距“老”还早哩，擅自称老，我早就对他不满。乘机抄他这一首诗，稿费我领，真乐不可支！除了这一点，我还想做一个“被年轻人称为智能的老人”，“活着仍有机会帮助年轻人的老人”。

　　问：多数人最认同的当然是您的散文，但据说您花在写历史书籍的时间是最多的。一部“柏杨版《资治通鉴》”，从65岁译写到74岁，是什么促使您克服一切困难也要译写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历史巨著？

　　答：译写完成后的《柏杨版通鉴》的字数，将近一千万有余，回想译写通鉴初期，还是用铅字排版，那种艰难的程度，使人毛骨悚然。我之所以投身这个工作，当然有我的理想抱负。我要洗涤历史上所有年号、谥号，以及把官位现代化，最后颠覆传统的君尊臣卑史观，建立人权史观。

　　很多学者告诉我，历史应该以当时的观点来解读当时的史实，好比说，我们不可以责备岳飞不用坦克车来对付拐子马。但是，我们应该用现代的人文思维来解读当时的史实。西汉皇帝刘彻，最喜欢对男人处以宫刑，我们不应该认为他当时的判决有他的正当性。假如不用现代的观念去介入当时人的行为，我们就永远不会进步，不会提升。尊严、尊重、诚信、包容，是我们解决历史事件的最基本的立足石。检查前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尊严，没有尊重，没有诚信，没有包容，都应该受到谴责。

　　问：一位85岁高龄、经历过许多磨难也获得许多荣誉的老人，您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我看过一个美国片，一个追求文明、礼仪的暴发户，寿终的时候，压低声音告诉他的孩子说：“穿礼服的时候，不要穿白袜子！”我跟这个老家伙有同样的感受，本来想告诉孩子们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一句叮咛：“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柏杨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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