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剽窃风波”在众说纷纭中进入第三日。几日来，不仅当事双方唇枪舌剑，而且一些作者纷纷给本报投稿表达观点。一时间，话语战线拉得很长。
应当说，围绕学术腐败问题徐徐展现出的是惊人的造假空间。在这种令人无奈、令人悲哀的空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制度性从众行为”的泛滥，从论文剽窃、枪手代笔，到各种假文凭的粉墨登场，一方面，是个体身心挣扎的软弱无力，使其后继的行为充满了“逼良为娼”的印记。一方面，是文凭崇拜、论文崇拜、地位崇拜的巨大诱惑，促使其用“非常手段”改变其自身的“先天不足”。在各种形式的造假行为和假话空间里，折射出的是被人性污点所遮掩着的治学浮躁心态和功利欲望。
这种以各种名份为崇拜对象的庸俗社会心理从古代延亘至今，从来就不缺乏市场。从前，是“状元崇拜”，现在则是教授崇拜，视教授为地位、等级或高规格待遇的象征，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其实是“官本位”思想在学术界的延伸和“光大”。教授身份在被神话的同时，也被人为庸俗化了。教师为了晋职，在信心不足或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惟有作假或剽窃才能完成制度所规定的标准，这里，既有“逼良为娼”的成分，也有“自觉为娼”的因素；社会成员为了达到就业、升迁的目的，不惜购买假文凭包装自身。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一点在于有关单位包括社会群体对这些不齿行为采取漠然、默认甚至纵容的态度。这就促使人才评定、社会成员自我定位出现了价值观的裂变，或是不称职者通过作假手段得到了职位，或是各种各样的量化性制度最终考评出一位位机械人似的“论文人才”、“8文教授”，这就走上了舍本逐末的道路。而实际上，论文和文凭，根本就不能完全代表人才真正的实力，以这两者充当“硬杠杠”，只能使英雄穷途、狗熊得道。
一味指责制度于事无补，我们必须反省的是那种容忍本末倒置、一味放大人为标准的可怕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