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两天来连续刊发的有关学术腐败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不少读者来信或来电阐发了他们对此的看法，也有部分老师受此启发，来报社大胆投诉类似腐败案例。昨天，连续有两所高校的老师向本报反映自己的领导也有学术腐败的问题。他们在痛斥学术腐败的同时，也指出违规教授们这样做是被一些“硬杠杠”所逼，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感觉。

　　昨天一早，南京某高校数名老师来到本报，反映该校某学院一位院领导在高级职称的评定中，将数年前发表的论文再次发表，新论文90％以上的东西和原论文雷同，此事他们多次反映到上级部门，结果只是对这位院领导提出了口头批评，并未有任何处罚措施。另一所高校的老师则反映，他们学院美术学院一担任院领导的教授也有论文剽窃问题。

　　教授剽窃缘何屡见不鲜？学术腐败为何越来越多？它的发生到底有什么背景和根本原因？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人士。

　　一位南京某著名高校的教授给本报打来电话称，他们学校从讲师晋级到副教授，需要5年的时间，要求发表5篇论文，其中必须有2篇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从副教授晋级到教授，要求论文数量为8篇，必须有4篇文章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在晋级过程中，如果论文数量不够，可以将著作折算。

　　下午，该教授又打来电话说，根据江苏省职改办的最新规定，从副教授晋级到教授，必须是8篇论文都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另外还要追加一篇教学论文。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吴增基教授，吴教授说，其实学术腐败越来越多问题的根源不在老师身上，而在于制度本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科研成果的评审和奖励制度、科研项目的审批和教师工作的考核制度等4方面，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拿评奖来说，中国是每两年一次，在两年内，出来的著作根本看不到效果，在没有真正的社会影响的情况下，评奖就没有依据可言，可能评奖就是一个凭关系的过程。而在国外，评奖的依据是以时间来检验的，比如说诺贝尔奖，这是禁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的。从这些看来，制度设置的漏洞，再加上个别老师自身素质不高，极有可能导致治学浮躁，功利心切，以致发生剽窃论文、弄虚作假等学术腐败案来。

　　南京某高校黄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的高校老师分三种，一种是以教学为主，一种是以科研为主，第三种是两者兼有。像英语、计算机、语文等基础学科的老师都是属于以教学为主的老师，他们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教学上，没有多少时间搞科研。但是，现在的制度规定他们和搞科研的老师一样有相同的论文任务，过多的压力使一些老师透不过气，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抄袭或者是花重金买一个版面，刊发自己的论文，说起来就是一种变相的“逼良为娼”。黄老师说，制度应该按照岗位的不同而制订，而不应该搞“一刀切”，对以教学任务为主的教师，应该相应地减少论文数量，多考察他们的实际教学水平。

　　昨天，记者联系了某英语核心刊物的编辑，他告诉记者，全国的英语核心杂志不足20家，就拿一本一个月能发20篇文章计算，一本核心杂志一个月只能发20位老师的东西。而这20篇中，大约一半的稿件是知名专家的专栏，这样一来全国每个月刊发普通教师的论文也就在200篇左右，也就是说全国数以万计的英语老师中，能上核心刊物发表东西的老师少之又少。这样一来，晋级的“硬杠杠”、制度的压力，让不少人在投稿的同时，还附上一个厚厚的“信封”，在他们看来，这也就是“垃圾处理费”。

　　南京某高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认为，热衷于论文剽窃者，只能说明其素质不高、能力不足，为了获取与自身实力不符的利益和地位，只好铤而走险。从这点上说，他们的行为是先天不足，而非被人“逼良为娼”。

　　从今日起，本报将为“学术腐败”问题开设热线：4730112，欢迎各界人士加入到对该问题的讨论中来。也欢迎有学术良心者勇敢揭露不正之风。

　　本报记者 李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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