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黔在线讯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各民族统治阶级互相联合、互相斗争的一种妥协形式。在土司统治下,土地和人民都归土司世袭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个个势力范围,造成分裂割据状态,从而使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产生隔阂、仇恨和战争,给民族关系笼罩着可怕的阴影。

　　贵州自元代起即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明初在元代蛮夷长官司的基础上,设立了贵州、思州、思南、播州4大宣慰司,乌撒、普定2土司,普安、金竹2安抚司及百余长官司。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两宣慰司“数相攻杀”、“残害其民”,而被明廷废除并设置8府,委派流官,开始了全国第一次“改土归流”。之后,经米鲁事件、平播之役、安邦彦反乱等历史事件,改变了土司左右贵州局势的局面。

　　虽然贵州的改土归流始于明代,但其高潮却是在清朝前期的雍正年间。督抚大员鄂尔泰等人的改土归流建议为雍正皇帝采纳,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这集中表现在:在经济上,土司制度下的领主经济阻碍了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土司享有各种特权,拥有军队,私设监狱,相互争杀,严重妨碍中央集权;而土司、头人为非作歹,奴役土民而造成的民族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在交通上,土司区域尤其是“化外之地”梗阻着“开江路以通黔粤”、连陆路以通川楚达云南,不利于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控制、治理等。

　　雍正时间的改土归流,波及贵州全省。前奏是对乌乃、乌撒等土司的改土设流,重点则是对湘黔边,以雷公山为中心的地区及广顺、定番(今惠水)、罗甸交界处的开辟。重中之重是对“四周几千里,千有三百寨”的、既无土司管辖又无流官管理的今黔东南一带实行武力“进剿”。自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鄂尔泰派张广泗率兵“讨伐”八寨开始,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哈文生平定高坡、“九股苗”止,共历时五年。经过大规模的军事“讨伐”,反复“进剿”,在广阔的“苗疆”先后设置了八寨(今丹寨)、丹江(今雷山)、都江(今三都)、古州(今榕江)、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六厅(均属散厅),谓之“新辟苗疆六厅”,分别隶属都匀、黎平、镇远各府。

　　应该肯定,清朝初期在贵州的改土归流是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的,它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消除了长期以来无法避免的土司叛乱和相互仇杀;进一步促进了贵州传统封闭社会的瓦解,加深了内地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对贵州民族经济文化的影响、渗透,加快了贵州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贵州民族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廷在军事行动后,在当地阶级阵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重新采用已经废除的屯田制和正在废除的土司制,先后委任了一批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俗称“苗官”)。这些“苗官”以流官为后盾,逐渐脱离苗族人民,发展成为苗族内部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凭借其宗教领袖和乡里富豪的权势,滥用民族传统习俗,掠夺财物,横行乡里,与流官一起,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矛盾、民族间的纷争更加激烈,使民族地区的矛盾复杂化甚于从前。

　　清王朝对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辟和改土设流,使区域性、民族性的封闭壁垒迅速崩溃。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为汉民进入贵州与各民族错居杂处开了方便之门,不仅使贵州的民族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汉族人口数量增加;也促进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工具、先进技术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入,并通过少数民族的吸取、掌握、运用,促进了贵州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的提高;以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地主制逐渐取代了以土司制为代表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由于流官的作用和中原文化的传入,民族地区的“义学”、“社学”渐兴,各种封建礼教和“耕读为本”的思想通过其在民族同胞中广泛传播,一方面既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文化上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变迁。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涵化与创新和文化继承与保护两种倾向。这两种现象及其在今天的影响,都值得我们辩证、认真地认识和思考。

　　无可否认,改土归流后,随着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变化,贵州各少数民族的习俗在清代中叶以后也发生了广泛、深刻而急剧的变化。在语言上,汉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人们沟通的一门共同语言。汉族的年节、祭祀或婚姻、丧葬等习俗,为不少民族社区所吸取、效法。由于各民族的和睦相处,生产、生活的日益接近,民族之间的通婚日渐频繁,因之有田雯“昔所谓生苗皆为熟苗,所谓熟苗皆为汉民”之谓。

　　以“开辟苗疆”为重点的改土归流,毕竟是用武力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改制和征服,经济社会形态的巨变给这些地区的各族同胞带来了心灵的阵痛和不适,血醒“剿抚”带给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是前所未有的浩劫。从血泊中站起业的少数民族群众,在包利、红银等领导下,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4年)掀起了长达5年的反抗斗争。这次起义因不少汉族民众的加入使起义的参与者成分和反抗对象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反压迫、反剥削是各族被压迫民众的共同心声和行动,开始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暴反压迫的革命斗争。清政府在各族人民反抗洪流的冲击下渐次实行减免赋税、招民回乡恢复生产、安设屯军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作者：杨军昌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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