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黔在线讯水族的水书被中央及省电视台当作要闻播出后,为探明水书木刻版问世的情况,懂得6种民族语言的原荔波税务局长董璠,带着我和县人大副主任潘永会敲开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邓恩铭的侄儿邓碧波家的门。原来想通过邓碧波了解其表哥著名版画家蒙绍华的一些情况,找到水书木刻版本的一些线索。岂料歪打正着,一段尘封30年的旧事,成为我们的意外收获。

　　1973年怀揣遗物上访

　　1966年风雨如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华夏大地,九泉之下的邓恩铭也遭到玷辱,家属蒙受牵连。邓恩铭胞弟邓恩光的家被划为四类分子家庭,家里被抄了无数次。邓恩光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邓恩铭的遗物,家里曾开过照相馆,他很清楚这些文物的份量。邓恩光的儿子邓碧波噙着泪花打开揪心的尘封往事:

　　“抄家、责问,当时已司空见惯。最可恨的是造反派头头带人抄家,用红笔在邓恩铭的画像上打叉,并诬以许多秽语。蒙绍华画了三四幅邓恩铭的像,被打叉的是其中一幅,故居纪念馆现存的以及我家堂中挂的那幅画像都是他无偿画的。因为他的母亲是邓恩铭的胞妹,我的姑妈,我们彼此感情很深。”随即,邓碧波翻开蒙绍华刚刚寄来的《蒙绍华版画集》的首页指道:“邓恩铭的这一幅版画,他也送给我过。”

　　“1973年,家里觉得再也难以承受这种政治压力,父亲悄悄告诉我:‘看来家里很难保存大伯(指邓恩铭)的东西了,你得悄悄设法上访,把大伯的遗物转送山东或北京。’”

　　“1973年的夏天,大概是8月中旬,家里好不容易凑了100元钱,父亲把邓恩铭的照片、书信等文物包好放在当时最时髦的军用挎包里交给我。当时,四类分子子女不能乱跑,更不能开出差证明。我找到要好的朋友覃亮明陪我出行。我俩悄悄离开荔波县城,步行到近百里之外的麻尾火车站。为了保证吃饭问题,我俩只买到下一个站的两张车票,挤上开往北上的列车。开始了我们惴惴不安的上访旅程。”

　　徐州便衣警察真情相劝

　　因为邓恩铭从事革命工作主要在山东。邓碧波把上访的第一站定在山东济南,打算在取得山东有关单位出具对邓恩铭认可的相关证明材料之后再到北京。

　　在徐州中转候车的时间比较长,夏季在外奔波三四天,又只穿随身的一套衣服,一身汗腻难耐。看到公园有泳池,一人花了一角钱买票进去。下水又担心文物小包丢失,十分犯难。泳池的救护员答应帮助他们看守小包,他们才下水痛快地清洗。之后倒在树阴下就呼呼地睡起来。

　　“起来!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来人把他们从睡梦叫醒,并连连盘问。

　　邓碧波两人又没有出差证明,百般无奈之下,只好说明事实真相,打开布包让盘问者看个明白。这个高大的个子认真地查看之后,沉思了一会说:“这些东西太重要了,你们要保管好。收拾了快点离开这里。”到了公园门口,才知道是便衣警察。事后,到了石家庄被拦截不准上京,才想到这位警察的出现大概是“十大”期间的治安防范。

　　济南英雄山管理处帮忙

　　离家5天终于到了济南。一下车,邓碧波他们就赶到英雄山烈士陵园管理处。后来,工作员觉得他们所述事关重大,就请来一位张科长,他们解开布包,将带来的文物让他过目。科长看完之后,站起来和他们握手,激动地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不怕危险?”

　　“正因为放在家里太危险,所以才带出来。”邓碧波难过地说。

　　根据他们的请求,管理处的张科长等陪着他们到贵州小义地去寻找邓恩铭的墓地。过去贵州人在济南买了两块墓地,即大义地和小义地。寿终正寝者葬大义地,非正常死亡葬小义地。邓恩铭是被国民党杀害,按当时习俗只能葬在小义地,是邓碧波的婶婶滕尧珍找人去为他殓尸安葬立碑的,墓地名称记得很清楚。贵州小义地已盖起了工学院,找了一些老人来座谈也没结果。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邓恩铭这样的事难以得到山东高层次领导的重视,他们又决定赴北京上访。

　　他们一到济南站买票,告知必须由原道在郑州转车上京。

　　列车长慧眼识宝相助

　　从郑州上京,邓碧波两人也只好买短途票上车。邓碧波心里十分难过而又矛盾,生怕被查、被抓,更怕这些珍贵文物丢失。

　　列车从郑州驶出不久,列车长就带着两三个人来查票。

　　“请出示你们的车票。”

　　邓碧波把两张短途票递到列车长的手里,低声地道歉和说明情况。

　　“现在的骗子太多,我怎么能相信你呢?”这位近30岁的列车长盯着他们那陈旧的中山服和黝黑的面孔,又补充了一句:“坐车买票,天经地义。别

　　口罗嗦,快补票,否则还要罚款!”

　　邓碧波一再陈述家里连续被抄及困难情况,并用左肘紧压夹在腋下的那包文物,生怕完不成父亲的嘱托,担心文物被抢走而愧对九泉之下的大伯邓恩铭。天气又热,心里又急又怕,而对列车长的盘问,邓碧波满头大汗。半信半疑的列车长语气略有缓和道:“来!跟我到餐车去。”他们提心吊胆跟着列车长来到餐车,以最坏的打算来应付眼前的境况。

　　餐车里,列车长再次说明坐车买票的道理,而邓碧波又坚持己见,诉说自己的难处,列车长耐心地听着。

　　“把你们带的东西给我看看再说!”列车长终于开口,似乎已有一线希望。

　　邓碧波急忙解开红卫兵的小挎包,小心翼翼地把里边那包文物打开,邓恩铭的照片及来往的书信摆满了餐桌上。列车长拿着这些文物端详着,双手似乎在打抖,不时地点头,他已经掂量出眼前这些东西的份量。

　　“你也太大胆了!这样珍贵的东西也敢带出来上车。”这位懂得党史的列车长猛地抬头对他说。

　　“家里被抄了多次,舍命保存这些东西到今天。家里太不安全了,据说可能还要大抄家,所以才冒险带出来上访。”邓碧波沮丧地说。

　　“清点一下,看有多少件东西,我帮你们保管,下车时我如数归还。你们车费有困难,我帮助解决。你们回到原位坐下,也不用买票了,不会有人来问你们的。”列车长对邓碧波真诚地说。然后,邓碧波当面点数了那些文物交给了列车长,连声感谢。列车长双手托着那包文物拿去保管,并向身边的列车员低声作了交代。这位多次被抄家、受过嘲骂不曾流泪的水家男子汉,却被这理解支持的话语激出满眶的热泪。

　　车到石家庄,由于“十大”的召开,凡是上京人员都要进行清理。邓碧波两人没有证明,就被清理下车。邓碧波将情况向列车长说明,列车长双手将代存的文物交还,并一再叮嘱我们一定要小心,多加保重。邓碧波两人向列车长再次连声道谢。

　　石家庄转车上京受阻,是邓碧波所没有料及的事。

　　他们买北京的车票,总是被谢绝。最后被带到进京接待处。任凭接待处的人怎么说,他们都说有要事上京。不久,来了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询问了情况,又看了他们所带的文物之后说:“说实话,你们所带的东西十分重要。但是,现在国家还来不及理顺这类事情,你们先回去,以后会解决的。现在正在召开党的十大,你们没有证明,进京是不可能的。你们听我的准没错。”

　　邓碧波两人沮丧不已,想到身上仅余下十几元钱,只好决定打道回贵州。

　　他俩无心呆下去,第二天在石家庄买了两张短途车票,登上南下的列车返乡。

　　可能是先烈在天之灵的护佑,他们登上列车竟然又遇到那位好心的列车长。列车长关心地向他们询问了上访的情况。邓碧波把经过的情况向他介绍,并说明由于经费紧张,两人买的是短途票上车,希望给予原谅和照顾。这位好心的列车长一一应承,又照样帮着把那包文物代为保管,并嘱咐他们放心坐车回贵州。

　　列车行驶快到麻尾站,邓碧波向列车长说明要下车的打算。

　　“你们怎么不坐到贵阳?要不到独山再下车也可以啊?”列车长关心地问道。

　　“到独山下车,我们没钱坐车回荔波。从麻尾走路回家还近一些。”两人除了解释之外,再三感谢列车长的关心与帮助。

　　“你们多保重,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列车长依旧双手托着那个代管的小包交给邓碧波,依旧是那番深情的交代。

　　邓碧波两人下车后,赶到住在麻尾的表哥张松柏处述说这次上访的奇遇,三人激动得泪流满面。此后,邓碧波逢人便提起这次上访的奇遇,并深深地感谢和怀念这位好心的列车长。

　　提起邓恩铭的文物问题,邓碧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他说,回来后看到一个资料,是毛主席在党的十大会议上掰着指头数一大代表名字,其中提到邓恩铭,并说现在只剩下自己和董必武了。在那个年代,家人就感到莫大的安慰。图为因车祸卧床多年的邓碧波写下“好心的列车长你在哪里?”

　　(潘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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