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个别领导干部给行使舆论监督的人穿“玻璃小鞋”，对向新闻媒体如实去信反映当地管理问题的人实行“高压政策”，这样的事可谓屡见不鲜。群众写信的“手腕”在权力报复的“铁腕”面前是如此的脆弱，正是因为个别领导干部善于“闻过即怒”，不是以正确的态度面对舆论监督，才导致舆论监督的成本居高不下。据8月28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报道，河南宜阳县人武部王安岳因反映洛阳、宜阳烈士陵园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和问题，正在办理的工作调动泡了汤。当地领导告其泡汤的原因就是他的手“太贱、太臭”。今年3月3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沈二民等人的来信，反映该县下津收费站违法违规建站收费问题。沈二民等反映的问题见报后，问题不仅没解决，写信人还受到威胁恐吓。湖北省崇阳县交通局逼作者做假“更正”，盗其名登报“澄清”事实，也同样造成恶劣的影响。

　　公民通过新闻媒体表达个人的意见、反映当地存在的问题、实施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阳光监督”本是公民胸怀坦荡、坚持原则的一种权利和义务，按说作为领导干部是不该如此小肚鸡肠的，对其打击报复更是粗暴剥夺公民民主权利、堵塞公民言路、以恶劣的态度对待舆论监督的违法乱纪之举。但现实存在着的许多“暗箱报复”现象令人匪夷所思，把公民在媒体上的曝光行为错误地认为是对当地领导的“抹黑”和“叫板”之举，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就举起“杀威棒”向写信人“反戈一击”。这样的事发生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会让人欲哭无泪；即便在惟我独尊的权威性受到法律挑战的地方，要真正使舆论监督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让公民的监督权利真正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也得需要公民有撞破南墙不回头的精神，才能使舆论监督正常化。

　　总而言之，舆论监督的成本在一些地方居高不下，正是暴露出个别地方对待公民和媒体的监督往往是表面上“闻过即改”，真实的现状是，他们把本需要“改过”的成本，往往转移到对写信人“背景”的排查和打击报复上，转嫁给欺骗读者、糊弄媒体的环节上。舆论监督中频频出现的“肠梗阻”现象，成为监督落不到实处的沉疴，才加大了基层舆论监督的难度。只要个别地方的领导干部的确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只不过这种“注重”只倾向于好大喜功，涂脂抹粉，最不能容忍“堡垒从内部攻破”的舆论监督，因此一些地方媒体每年表彰基层通讯员，多是本单位和本地区的“粉饰高手”。

　　舆论监督同举报反腐相比起来，尽管多属“鸡毛蒜皮”之事，其风险看似不大，但因为问题常常涉及一个地方的“脸面”，一些很注重所谓“形象工程”的领导干部因此更注重“现象监督”。这就造成“政府脸面”说不得、基层批评稿越来越难写的不正常现象。正因为批评稿件太光明磊落了，搞舆论监督的公民才更容易“八面受风”，进而遭受“十面埋伏”。反映的问题看似没有风险，其实一旦见报就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由此看来，如果不从根本上降低舆论监督者的写稿成本，降低无法预测和估算的风险，不彻底解决舆论监督难的“瓶颈”问题，对弄虚作假、瞒上欺下的“阴阳脸”不彻底加以根治，批评稿件在新闻单位编辑的眼里势必会成为“物以稀为贵”的“奢侈品”。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