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机遇和挑战（新闻会客室）(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01日02:26 人民网-华南新闻

嘉宾：金碚

　　话题动机

　　在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中，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今年，各地政府在制定工业发展规划时，纷纷引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在金碚教授来广东参加“省长与专家座谈会”之际，记者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的新闻会客室，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嘉宾介绍

　　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已出版《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等20多部学术著作，从1996年起，主持编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13亿人口的工业化是世界难题

　　记者：工业化在世界出现了近300年，而中国迈入这个进程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新的概念？

　　金碚：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进入工业化进程是全世界从来没有的。目前，全世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共60多个，占世界人口不足20％，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花了近300年。这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走过一段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为代价来推动发展的道路，如果中国的13亿人口也走这条老路，不仅给自己的生存环境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恐怕整个世界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都承受不住。所以我们说，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要寻找一个和其他国家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解决一些特殊问题的道路，这条道路通俗地来讲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

　　记者：这也就是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又会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金碚：其实，工业化的过程一开始就是国际化，当年英国就如此。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国际化由跨国公司来主导，实际上跨国公司是从全球来培植它的资源，或者是寻找廉价或高质量的资源。在此过程中间，很多产业出现了分解，产业链上一部分一部分地从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制造业要走向差异竞争

　　记者：在这种产业转移中，蕴含着机遇？

　　金碚：对。中国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幅度比较大，而且不仅是传统产业的转移，高新科技产业链上的一些环节也在向中国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除了本身的区位优势，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比较有利。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那就是贸易、投资自由化，但对自然人的流动和转移有所限制。于是，中国的开放政策和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通常一个国家在外资进入20年后，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成本上升，劳动力供应发生短缺，于是资本就会溜出去，像韩国，在引进外资20多年后，资本又开始转移出去。而中国的沿海地区不是这样。例如在广东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一般工人工资水平增长幅度非常慢，因为不断有内地低廉的劳动力供应，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正因如此，这个地区以加工制造业启动的工业化过程非常迅速，而且过程比一般国家持续的时间长。

　　但是，广东这样的地区也必须看到，这个过程必然地要走向价格竞争、规模竞争，这个现象广东很突出，像电脑、微波炉等，都成了世界的制造工厂。但是这个阶段也是要过去的，因为成本始终会上升的，而且竞争非常激烈，结果是利润越来越少。所以广东必须走一条从加工制造业向装备制造业转移的道路。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当然也有价格、成本竞争，但更多的是差异竞争，就是购买者最关注的不是这个产品的价格高低，而是质量好不好、服务好不好。在关注差异竞争的领域中，利润率就比较高。现在广东就处于转折的关头上。统计数据显示，广东在装备制造业就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轻工业。这应该说是沿海地区也就是广东地区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工业化必然伴随不平衡问题

　　记者：在我们工业化的进程中，还面临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大到国家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小到广东省内也存在北部山区与珠三角的差距拉大。有人说，工业化将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您怎么看？

　　金碚：工业化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它很难解决平衡问题，甚至一定是不平衡的。在其他国家，这种不平衡问题大多变成了国际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十九世纪初也就是1820年左右，全世界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相比是3∶1；经过工业化过程到了1990年的时候，这个差距是20倍。全世界的工业化道路走了200多年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比较特殊，地广人多，中国的不平衡问题是内部问题，无法回避。这也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问题。因此，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有两大差距：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是国内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

　　记者：这两个差距都要缩小，中国面临的困难就更艰巨了。

　　金碚：我的看法是前一个差距缩短的时间甚至会比第二个差距快。因为我们有经济发展比较强大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增长会比较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这些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不发达地区的差距更加拉大。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提出西部大开发，希望在缩小第一个差距的同时缩小第二个差距。客观地说，要缩小第二个差距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工业化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而工业化的本身并不具有消除不平衡的力量。政府要适度“逆市场调节”

　　记者：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也就具有一定的残酷性。

　　金碚：如果没有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公正的理念来处理这个不公平的话，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很不人道的。欧洲国家曾批评美国是不人道的资本主义，就是指他们只顾效率不管公平。所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除了考虑效率、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要考虑“公平”。前几项在市场经济中已具有强大的内在力量，但是解决公平问题、不平衡问题就需要某种程度上的“逆市场调节”，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我觉得广东地区已经具备条件来考虑地区内的不平衡问题。因为其经济实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对不发达地区教育、文化的投入等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那么，政府的这种“逆市场调节”应该怎样着力？怎么把握这个调节的“度”才能不回到计划控制的老路上？

　　金碚：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是资源配置在发达地区更有效率，如果放任资源自由配置的话，不发达地区的掉队就会越来越远。所以对不发达地区来说，政府的作为应该有两步：一是防止过大的经济不平衡以出现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二是要改善不发达地区的基础条件，使资金等资源配置在这些地区产生的效率尽快地接近发达地区。后者是根本。因为第一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非商业的资金，比如政府的转移支付、优惠政策，但这种资金是有限的，而且会损失效率。只有当这个地方能够吸纳商业资金的时候，也就是钱投进来能够生出钱来，它才有发展动力。这个时候，才真正是实现区域发展平衡的契机。广东应该注意发现这些地区，那些落后地区已经具备了吸引商业资金的时候，政府就不用愁钱的投入了。

　　记者：这个过程与中国沿海地区当初吸引外资的情况是一样的。政府运用非商业资金的投入应该只是修路建桥、教育投入等基础设施，培育这些地区早日具备吸引商业资金的条件。

　　金碚：如果这个地区不逐渐具备拥有商业资金的条件，那么它永远是落后的，政府投入再多的钱也没用，只会打水漂。投进去的钱还会流出来，像投入不发达地区建厂，谁来建设呢？还是由发达地区的人来做，钱又流到发达地区了。所以工业化过程中解决不平衡问题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更需要政府清晰的思路。

本报记者：张翼鹏　　宁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