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耶鲁大学法学院共录取两百三十五名学生，我是其中的二十七名女生之一。与现在相比，二十七名女生似乎少了点，不过这在当年已是一大进步，意味着耶鲁女生不再只是象征性地存在。随着20世纪60年代渐入尾声，妇女权利似乎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1970年秋，我返回耶鲁继续第二年的学业。此时的比尔·克林顿很难令人忽视。那年他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刚进耶鲁法学院，可他的模样与其说有罗德学者般的气质，不如说更像维京大盗。他体型高大，长相在红棕色胡须与一头卷曲浓密的头发衬托下还算英俊，每个毛孔中都散发出活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法学院的学生休息室，当时他对着一群听得出神的同学滔滔不绝，当我经过时，听到他说：“不只那样，我们家乡种了全世界最大的西瓜！”我问朋友：“他是谁啊？”
“哦，他是比尔·克林顿。”朋友说，“从阿肯色州来，他只说过这些。”
我们偶尔会在校园里碰上，不过直到次年春天的某个晚上，两人才在法学院图书馆正式打招呼。当时我在图书馆学习，他在走廊和另一位同学杰夫·格勒克尔交谈，后者希望他能为《耶鲁法学杂志》撰稿。我注意到他不断回头朝我这边看，事实上他常这么干。于是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回瞪你，与其这样，不如相互介绍一下，我是希拉里·罗德姆。”就这么简单。按照比尔的回忆，他当时都记不得自己叫什么了。
直到1971年春季最后一天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托马斯·埃莫森的政治与民权课后，我们同时走出教室。比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到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他说他也正要去。两人同行时，他赞美我穿的花色长裙，我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缝制的，他便问起我的家庭以及出生地。两人到了注册办公室，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我们，注册员抬头看了一下，然后说：“比尔，你在这里干吗？你已经注册过了。”他坦言只是想跟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便一块走了很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我们都想去耶鲁美术馆欣赏马克·罗思科的画展，不过因为劳资纠纷，校园内一些大楼被迫关闭，美术馆也不例外。比尔和我经过那里时，他说他有办法让我们进去，只要我们提出帮忙收拾美术馆院子里的垃圾。看着他说服人家让我们进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说服力惊人。整个美术馆就只有我们两人，穿梭在各个展示厅之间，讨论罗思科与20世纪的画作。（文有删节）
摘自《亲历历史》 希拉里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稿件来源：生活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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