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新荣 全晓书

　　这两年，贵州省长顺县凯左乡经常出现同“直选”、“自治”一样的热闹场面：村民们开会、组织投票，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农民争相发言。他们讨论的内容包括饮水、修路、荒山绿化、退耕还林等。

　　在中国西部广大的山区农村中，这样一种“参与式”的管理模式正通过催发农民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能力，悄悄推进着农村民主的进程。

　　从1995年至今，凯左乡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将参与式的社区自然资源管理方法演绎得有声有色。目前，参与式方法已推广到乡里19个村民组，村民组可结合本村条件和大多数村民的意愿选择项目，并让农民直接参与资源管理计划的制定、执行、监测与评估。

　　朝摆村的妇女长期以来每天要到一两公里外的烂坝头上挑水喝，水质差导致了全村人的牙齿黑黄。当参与式思想走进朝摆村的时候，村民们首先选择了自来水工程。乡长钟云芬介绍说，村民否决了由外来施工队承建的提议，全体村民自行投工投劳，不仅节约了有限的项目经费，建设质量也很好。

　　不仅如此，连资助项目的专家们提出的建议有时也遭到村民的否决。专家们曾提议在多荒地的朝山村引进黑山羊，而村民们则认为当地气候冷湿，不宜养殖黑山羊。专家们对此并无不快。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深项目官员罗尼·弗奴说：“这恰恰体现了参与式的一个核心原则，即充分尊重当地人的意愿。”

　　弗奴说：“当地人是社区资源管理的主体，乡土人才、乡土知识和现代科技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社区，比外来者更加了解自己的发展限制、潜力和机遇。”

　　政府角色的转换在参与式管理中同样举足轻重。国务院扶贫办外资处处长何晓军说，政府官员在参与式过程中要变“为贫困群众工作”为“和贫困群众一起工作”，与当地百姓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并为他们和政府部门的沟通起协调配合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在农村实行的各种扶贫和生态建设项目，从提出、规划、监督实施到管理，全部由各级政府负责，农民则处于被动、观望、甚至应付的局面，造成了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同时，农民习惯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管理方式，对政府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很难实现自我持续发展的目标。

　　在利用荒地资源发展果树的过程中，凯左乡的6个实验村根据自己对当地生态条件、市场和投资能力的分析，结合项目组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决定种植生长快、见效快的桃树，3年内就实现了明显增收。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秋一直致力于参与式管理方法在农村资源管理中的推广。她指出，如果国家每年投入各种农村发展项目的资金能够采取参与性的投入方式，其投资效益将增长数倍，这就是参与式方法难以估量的潜在效益。

　　通过8年多参与式发展的试验，凯左乡的村民实现了温饱，在居住环境、生活条件、卫生保健等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很多农户家里添置了彩电和风扇。参与式方法在中国四川和云南的农村地区也备受欢迎。目前，中国已有8万个贫困村运用参与式原理制定了3至5年的扶贫规划，5万个贫困村开始实施。

　　正如20年前，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诱发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一样，参与式管理尽可能地“赋权”予农民，在民主管理模式中又一次将农民推到了农村脱贫制度创新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前台重阵。